纪念熊得山先生

发布日期:2017-05-12 00:00   作者:钱江潮    阅读: 次   字体:[] [] []

    这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傍晚。春寒料峭,晚风凄清。我方解衣欲卧,忽接钱铁如先生电话说:“桂林来电,熊得山先生于两日前已在良丰病故了!”我谛闻之余,五内震动。回想熊先生这次由上海到桂林,是“八·一三”后我军退出上海时动身的。那时我很担心他的健康,怕他禁不住非常时后方的艰苦。但那时我也窘困交并,没有留他暂住上海的力量,只好由他提携老幼,间关赴桂,却不料那一去竟成永别! 我正悼念间,钱先生已来到我的寓楼。他将桂林来电给我后,伏案痛哭,我亦不识涕注之何从!他的一生,在青年时代是献身革命的行动者,中年是输入社会主义理论的急先锋,晚年是一位纯谨严肃的学者。除了最近几年各以所事羁绊,形迹稍疏外,三十余年中有许多时候都生活在一起,所以他的生平,我也知之最详。耆宿凋零,朋辈云散,当这国难严重期间,于公于私都是莫大损失。
    前清光绪丙午年(一九O六),正当日俄战争初停,清廷锐意变法的时候,在湖北江陵县属的郝穴,办有一座两等小学堂附属中学,我和熊先生以及钱先生、宁敦武等,都是那里的学生。原来当时学校甫兴,照定制须秀才才能进官立中学。但像我们这些二十上下的人,虽未进过,旧书却读过不少,自然不好意思上小学,但又不能进官中。这一个带有预备学校性质的奇特附中,便是专为我辈而设的。彼时海外新思潮已深入内地,同学中受影响的很多。我们这些人来自农家,各人都自己种过田,对于外间的生活非常憧憬,并且怀着很大野心,想出去干一番事业。那年夏天,我投考警官高等学校不遂,在武昌入伍当兵。秋末返里,熊先生等仍在该校肄业,彼此间已成为极亲密笃厚的朋友。
    次年,熊钱二人赴日留学,我也于光绪戊申年(一九O八)到北京进学堂,时常相互通信,讨论革命。继同盟会之后,有人在日本组织共进会,他两人都加入做会员,但不久他两人又加入同盟会。这是熊先生加入革命团体之始,及至毕业归国,看到一般留学生获官活动情形,感觉非常不满,竟回到乡间仍旧种起田来,并以革命思想灌输于乡里。宣统已酉年(一九O九),我与李尧衢肄业保定高等农业学堂林科。次年(即他们回国之年),函招他两人到北方学生群众中,推进革命运动。于是熊先生就到保定考进农高的优级师范科,钱先生则到北平进高等实业学堂。历时不久,我们周围已团结起许多革命青年,但那时我们都无法与同盟会取得联系,便创立了共和会的组织。庚戌年(一九一O),请愿召开国会运动,风靡全国,保定即由我等林科同级学生首先发动。于是保定各校除军校外,都一致罢课响应。在此一运动中,共和会起了很大的领导作用。在保定一处,共和会的同志也就有三千多人了。我乘机赴京津等处开展组织,及至返保,农校已被军警包围,并且通缉我。我不得已停学到江西去,熊先生被举为赴晋豫鄂湘等地活动代表,偕同北京代表迳往武汉,但无甚结果,遂遣返乡里。他次春又去保定,转入马医学堂肄业。
    辛亥初秋,我由鄂北上,视察共和会工作,熊先生仍在保定主持该会本部。当武汉起义的前夕,他们知道我和宁敦武在武昌参加革命,即召集各干部在保定莲池医院开会,分派各同志赴各地布置,准备大举。由他和张文、刘辛如在滦担负运筹指挥的责任。九月中,我正在汉阳参与光复战役,先后有同盟同志冷公剑、杨时杰由北平间道来鄂,报告北方革命热潮高涨情形。具言熊钱诸先生正在联络军队布置在北京暴动,因袁世凯父子响应的部队,竟坐视不动,事遂失败,殉难者有李汉杰等十余人。熊先生幸免至津,知我已放弃共和会,与北方各革命团体整个合作。他即在总机关中担任工作,旋又和我及亡妻孙慰强暨女同志李芬、汪文和等运送械弹于保定,被清吏侦知,幸逃避迅速获免。
    我所携经费不久用罄,而北方工作正极紧张,需款孔 殷。我们在万分焦急之中,即与津郊韩柳墅驻军的军需员龚善文商酌,借他两营军饷六千余元现洋,即以马车一直载送天津英租界小白楼总机关部。不料被警局侦知,会同英工部局将该机关包围。搜查之下,将饷银文件全部抄去。当时我与熊先生等十余同志都坐困其中,我已被英捕捉住,准备带走。正在要出门的时候,熊先生忽然大呼“捉错了!”并且自认系他一人所作,捕探即舍我将他捕去。他的意思以为彼时诸事都需我主持,我一入狱则工作将告停顿,故挺身而去代我就逮。那一慷慨就义的气慨,至今犹为之感泣!后经我以鄂军都督代表名义面谒英领力争,到第三天才得释出。不久经过滦州独立与天津等处几次的暴动,清帝即逊位。
    辛亥革命当南北和议在进行过程中,我们已深切感到与袁世凯言和之失策,前后拍给南京武昌的电报十余通,反对言和。及至和议告成,我们即在津出版《大中华日报》,继续鼓吹革命。但彼时北方革命工作在事实上已告一段落,我们遂将报馆交旁人接办,回到湖北。五月间都督黎元洪委我办理荆州旗人善后,我在荆州就地筹款,建立学校工厂以安插遣散的旗兵,熊先生即任平民工厂的总经理。民二春间,我膺选众议院议员,北上出席,他仍继续在荆负责。前后年余,苦心经营,无业旗民颇受其惠。他交卸之后在乡下隐居,自设私塾,以新知识教授无力入学的贫农子弟,也间或参加地方事务。
    民五,袁氏帝制失败,民国恢复。我由四川到北京继任议员,熊先生不时往返平鄂之间,颇与平中一般文人学士相往还。当时新文化思潮运动正在萌芽,他常为各报纸刊物写稿,发抒个人的怀抱。在五四运动酝酿过程中,他精神激动甚烈,从中策划奔走,尽了很大作用。他主编过一个《新华周刊》,出至十个月因故停刊。
    民十社会主义思想,已随着苏联革命影响传播到中国。我和熊先生、邝摩汉等即悉心从事,一方研究劳农政府的实际设施,一方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那时我们就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熊先生早年所学的社会科学和日文,早已久置就荒,在那时才又刻苦努力起来。他晚年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他和邝摩汉等八九人曾一度加入最初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即C·Y前身)。十一年一月,我和熊先生、邝摩汉等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出版各种刊物。熊先生所译的《哥达纲领批评》和《国际劳动同盟的历史》,都是有关劳动运动的重要文献,而《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那一权威著作,也是由他首先介绍到中国来。
    十一年秋天,瞿秋白从苏联回国。经他和刘子通斡旋介绍,我们都加入CP,把共产主义同志会解散,但不久我们又和CP的组织关系断绝了。此后他已逐渐由政治完全转移到学术方面。
    十四年我保荐陈鸿书任湖北教育厅长,由熊先生和钱铁如、宁敦武、邓初民诸先生建议,推举张怀九(知本)先生为湖北法专校长,熊先生任教授,此为他从事教育生活的开始。那时正是国民革命的高潮,他和钱、宁两先生住在武昌北城角,每天总有许多青年到那里找他们讨论问题,他们也殚精竭虑地从事指导。那寓所无形中成为武汉革命青年汇集的处所。这是他对青年们影响最深的一个时期。现在熊先生已归道山,那些青年也早已十之八九身殉革命了。北伐中武昌围城之役,他们坐困笼城,艰苦不堪,但仍冒着饥饿和生命危险继续指导革命青年。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根干,合并其他国、省立高等专科学校组为大学(即武汉大学之前身),熊先生为当时名教授之一。直到十六年秋武汉政变,他不能在武昌存身,遂避居上海,不时为各报章杂志撰文。到十八年,他与李达、钱铁如、宁敦武、张定夫、邓初民、施存统等开办昆仑书店,有系统的介绍社会科学名著。熊先生专治社会史和经济学,重要的著译有《中国社会史研究》、《物观经济学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民国二十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他也是参战者之一,他所提供的两篇论战文字《中国农民问题之史的叙述》与《中国商业资本的发生之研究》,也同样是以矜审的科学态度检讨中国社会的纵断面。农民问题一文中关于中国物纳地租停滞现象的解析,商业资本一文中根据马克思的见解以廓清时人种种谬见,均具有过人的卓识,而一般参与论战者那种武断谩骂的通病,在他是绝对没有的。
    民国二十年起,他在打浦桥上海法政学院任教授数年,二十四年广西良丰师范专科学校聘为教授,讲授中国通史。次年,良师归并于广西大学,改为文法学院,他仍继续担任通史教授。那一通史讲议,算是他最后心血的结晶,也算是历史书中少有的杰著。但是他只讲到明季即与世长辞了。闻现正由李达先生替他校勘作序,一俟李先生序言脱稿后,再由我和钱先生复校付印,以竟他未了的初愿。
    二十五、二十六两年,我不时往游两粤,熊先生见面的机会较多。西南政治上的人物,如李宗仁、李济琛诸先生和他见面的机会也不少;但是他无意仕途,但关于西南政治问题,桂省当局也时常征询他的意见。
    “八·一三”后,他携眷由沪赴桂,我很担心他的健康。他说:“现在日军已深入中国,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抱着牺牲决心而积极抵抗的,个人的健康实在算不了什么!”他走到梧州,知道西大停办,文法学院已改聘。时值战事甫兴,他苦于无处可以安顿眷属,只有仍旧前往桂林。直到二十七年“西大”恢复旧观,方复任教授。北平“朝大”迁到成都,打算聘他做社会学系主任,他因病辞却未就。是时音讯较疏,只听说他在日机空袭桂林时,所寓新仓街房屋迭遭轰炸,藏书尽毁,不得已乃扶病移居良丰附近之大埠圩乡下。乡间医疗不便,病转重笃,遂以不治。
    熊先生自从在北京编《今日》杂志时代,已决心致力学术。若干年来,一贯的刻苦努力,他的生活与治学态度,无时不在严肃和艰苦之中,以致体力日益隳怀,并害着很厉害的神经衰弱。当他在打浦桥法政学院任教授时,医生已认为治疗困难。其在“西大”任史学教授时,每周授课仅五六小时,而对于编辑讲义非常认真,决不肯潦草敷衍。同时,又要费许多精力搜集参考材料,写成讲义稿,以备在讲室中讲解。这是他当教授认真处,因之身体更趋衰弱。他幼时博稽群书,旧学根底本极良好,中年服膺社会主义,在方法论上面也颇具心得,他的个性又是拘谨一流,所以他晚年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大都谨严精到,绝少铺张扬厉或轻信武断等弊。在这抗建大时代中,他虽未直接走上火线,但却始终一贯的忠于学术和自己的信仰,以一个学者的立场而言,是尽了他的最大任务的。
    熊先生幼名学峻,学德三,留日时改名康年,后又改得山。前清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年生于湖北江陵县郝穴的熊岗,死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四日,享年五十岁。妻邓立常女士,安徽旌德县人,随宦侨居荆州,贤淑勤俭,相夫教子以道。民国二年一月一日与熊先生结婚,生有四子。长永柱,年二十四,现肄业广西大学经济系,沉默寡言,刻苦勤学,堪以克承其父。余三子尚幼,另外还有他的妻母,都一道住在桂林乡下大埠圩。熊先生身后萧条,几至无以为殓。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李宗仁、白崇禧,省主席黄旭初以及张怀九、冯玉祥、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先生均致以重赙,而李任仁、千家驹、李达、张映南、熊子民诸先生复为经纪其身后丧事,这都是值得我们感谢的。熊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时代,所遗下的只是等身著作和在思想学术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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