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红军团长

发布日期:2018-12-17 09:58   作者:张世春    阅读: 次   字体:[] [] []


失踪几十年,突然出现;

将军刚与他通信,线索又断了 

1955年9月,毛主席在北京为新中国十大元帅授衔,颁发勋章完毕,国务院又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授衔,并发勋章。将军授衔典礼完毕,杨得志、杨勇两位将军高高兴兴地走出了会场。  

此时,两位将军不约而同地想起了红军长征时自己的老部下李祥。李祥跟杨得志拜过把兄弟。从长征开始到长征结束,李祥一直在杨得志的直接领导下冲锋陷阵。杨得志当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团长,李祥当一营营长;杨得志当师长,李祥当团长。1936年2月后,李祥又一直在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的麾下战斗,直到李祥进红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9年春后,两位首长再也没有见到过李祥。如果李祥还在部队的话,至少应该授予他中将军衔。然而,此时李祥却生不见人影,死不见记录。因为查不到李祥的下落,两位将军把他当成牺牲的红军干部,将其名字记载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据说,关于李祥的下落,毛泽东主席曾经过问过。毛主席为什么会记得他呢?这是因为李祥在长征途中,一直是先头部队的基层领导。1937年和1938年,他又是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的副团长。他直接参与过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任务。  

李祥的名字载入牺牲将士名单不久,忽然,他又复活了。1961年,杨得志、杨勇分别收到从湖北省江陵县熊河区永兴人民公社侯垱生产大队寄来的信。寄信人叫侯礼祥,自称李祥。信中说,他是昔日的红军团长,强渡大渡河时的十八勇士之一,两位将军的老部下。接到信后,两位将军都分别与侯礼祥通过信。然而,1962年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又突然中断,自称李祥的侯礼祥再次“失踪”。以后,因为国际形势紧张,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两位将军再也无暇顾及与“李祥”的联系。  

侯礼祥生于1912年,念过四年私塾。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父母双亡。十五岁那年,他从江陵县侯家台那个“水袋子”的低湖地区,来到古城荆州。念过4年书的人,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侯礼祥想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在城里找一份工作,以自食其力。可是,个头并不太高营养不良的他,一直没有人雇用。此时,他却被一个人高马大膀阔腰圆的年轻叫花子盯上了。  

“你叫什么名字?”叫花子轻手轻脚地走到侯礼祥跟前问。  

“礼祥。你呢?”  

“哦,李祥。这个名字好听。我叫梁子,你就叫我梁哥吧。”叫化子看侯礼祥饿得歪歪倒倒的样子,从衣兜里拿出几个铜板:“拿去,买点粑粑吃吧。”  

 侯礼祥肚子里填了些东西,似乎有了精神。他四处瞅了瞅,下一步又到哪里去呢?此时,侯礼祥发现叫花子还在那里盯着他,于是走近了叫花子。  

“李祥,你要到哪里去?”  

“不知道。”  

“你住在哪里?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我住在荆州城东边八九十里远的侯家台。家里很穷,也没有什么人了。”  

“我今天要到汉口去讨饭。你愿意跟我去吗?”  

“去汉口?”侯礼祥再次打量了一下叫花子:“那当然好啊。”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搭洋船,下汉口。”  

就在那天晚上,小小年纪的侯礼祥从沙市洋船码头出发,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到了汉口,梁哥将“李祥”介绍给一家招待所,后来又转到了武昌。从那时候起,侯礼祥白天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晚上就补习文化。  

1928年5月,“李祥”正式被派往江西,参加地方革命工作。1929年春节前夕,正是红军扩编的时候,侯礼祥被地方干部送到了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二营五连当兵。当年3月,“李祥”由连长彭绍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年,他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一连,直到跟着部队从江西出发,踏上万里长征之路。他也由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步一个台阶地提拔到红军团长的职位。  

从“梁哥”错将礼祥当“李祥”,一直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侯礼祥都是用“李祥”的名字“登记注册”的。  

为什么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侯礼祥乐意接受“李祥”这个名字呢?他说:“小时候在家里,父母和乡亲们都只叫我的名,而不叫我的姓。这似乎也是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侯家台的人都姓侯,大家叫我礼祥,是省略了姓氏的。日子久了,我也自己把自己叫‘礼祥’了。再说,两个字的名字简单,叫起来上口。部队都这么叫我的名字,却很少写我的名字。我当了军官,也很少签我的名字。所以,我那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礼祥的礼,是礼貌的礼,还是十八字李的李。再说,我也纠正过人家叫我十八字的李,但一纠正,人家反倒把我的姓与猴儿联系起来,怕我做事像猴一样毛手毛脚,从而不给我官当。我想,十八字李就十八字李吧,这是一个大姓,还好些。”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过雪山草地,他是先头部队的先头  

长征期间,侯礼祥跟“一”字很有缘分。他所在的部队是第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就是这个“一”字,将他的部队定位在主力的主力上。当时,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师长是李聚奎,团长是杨得志,营长是李祥。可以说,李祥当时的作用相当于子弹上的弹头,刺刀上的刀尖。长征队伍所过之处,必有李祥他们的足迹与标记。先遣部队是危险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必须为大部队的到来铺平道路。所以,他有机会参加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雪山草地,以及攻打腊子口等那样名垂青史的战斗。  

侯礼祥说他自己是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虽然史料记载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中没有营职干部,但是,杨得志对于“李祥”参加并且指挥强渡大渡河的事实是十分肯定的。因为,强渡大渡河的部队是杨得志一团一营的干部战士,其中,肯定有一名营长带队,而“李祥”当时正是这个营的营长。后来,“李祥”复出,在老首长杨得志北京家里做客,他俩曾为强渡大渡河只有十七勇士,十八勇士中少了他“李祥”而大为恼怒。时,杨得志夫人在场为杨得志辩解了一句,而遭到侯礼祥拍案大骂。  

不过,杨得志心里很清楚,描写红军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里,那位处处带头,勇于承担艰难险阻的“泰山营长”,其原型就是“李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侯礼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回忆说,记得1935年五六月间,有一次,前敌司令部第一军团宣传部长邓小平,来我们住的地方写宣传标语。我就帮他和石灰浆,提石灰桶,还写过一个字。字写完,小平同志笑着对我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嘛。我说,我是白字大王,光写白字。小平同志认真地看了看说,很好,没有错,不是白字。我说,邓部长,这石灰浆写出来的字都是白字,包括你写的字在内。邓小平立即笑起来,你这个人哪,真会说笑话。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李祥”。  

长征中,侯礼祥曾经五次负伤,其中两次最为严重。一次是攻打四川的小河,颈部被子弹打穿。一次是攻打陕西的甘泉,右大腿骨几乎被打断。为了迅速恢复战斗力,红军会师后,侯礼祥奉命在瓦窑堡后方医院养病。痊愈后,侯礼祥被提拔为红一师十三团团长。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也从此离开一师,调任二师师长。打这以后,侯礼祥离开了杨得志,又在新任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的领导下工作。  

1937年冬,侯礼祥被调到延安中央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侯礼祥说:“我在那里学习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候。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那里的学习。在那里,中央首长经常给我们上课,还能够接触更多的新战友。我们在军政大学里,快活得像小孩子一样。”  

他说:“我记忆犹新的是与许世友开玩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握着饭勺就是不给许世友添饭。许世友看了看我,竖了竖他那又黑又硬的眉毛,抓起我头上的帽子就往地上甩。当时天气很冷,我连忙去地上抢帽子。这时,许世友夺过我手里的饭勺就添完了饭。下一次吃饭的时候,许世友又握着饭勺不让我添饭。这时候,我就抓起他的帽子往地上甩。这时候,许世友没有去管地上的帽子,而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慌不忙地将饭勺传给了别人。学员们看到许世友的光头,以及他那不慌不忙的样子,再看看我依旧端着一只空碗站在那里,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侯礼祥在抗大学习结束后,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任副团长。1939年初,他因伤势严重,影响战斗力,经本人要求,组织安排回到了后方。这年底,侯礼祥辗转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任办事处领导的叶剑英接待了他,并将他介绍给湖北省党的地下组织。省委地下党组织又将侯礼祥分配到中共江陵中心县委。当时,江陵中心县委直属湖北省委领导,分管江汉平原的枝江、江陵、潜江、监利、石首等几县。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接受了侯礼祥的全部组织关系,并把他安排到监利县朱河镇的洪湖湖区开展工作。  

 

从延安回乡下,证件被盗;

组织安排双重身份,他又当了伪保长  

侯礼祥外出闯荡十多年,依旧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穷乡僻壤。老家里满眼都是姓侯的,细看再无血亲人,他只得投靠一个叫侯运才的本家叔叔,并住到了他的家里。当年八九月间,他娶了一个名叫杨绪儿的农家女子为妻。婚后,他搬出叔叔的家,租了堂兄侯礼太的一间瓦房安身。  

从延安到江陵,侯礼祥虽然不算衣锦还乡,但也该是荣归故里了。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红军团长啊。可是,纵然大红大紫满身光环,他在日本鬼子统治下的家乡白区是一丁点儿也炫耀不得的。于是,他把从延安带回来的一切光彩夺目的身份证明,什么军官证啊,残废军人证啊,红区白区之间来往的护照啊,全都用厚厚的草纸捆好,放在那只从延安带回来的心爱的皮箱里。然后再将皮箱偷偷地放在床铺底下,并巧妙地掩藏好。  

也许是初来乍到,也许是地方上对侯礼祥不甚放心,头一年,地方党组织没有给他安排地下党的任何工作,更谈不上与红军团长职级相等的领导工作。  

这一年,侯礼祥为了谋生和养家糊口,跟侯家族长说好,借用侯家祠堂开了一间牌铺,当起了牌铺老板。牌铺开张后,方圆数里三教九流慕名而来,或打麻将,或打纸牌。俗话说百人百心,来往人多了,有的就打起了侯老板的主意。他们想,侯礼祥出去跑江湖十多年,即使没挖个金娃儿回来,恐怕也赚了不少钱,干脆伺机把他的家给“挖一挖”。终于,侯礼祥的那只宝贝皮箱给牌友们挖走了。  

皮箱被盗后,侯礼祥关闭了牌铺,再也不做这门生意了。他在家里足足闷了三天三夜,将门闩得紧紧的,三天只吃了一餐饭。原来,他打算保存好所有证件,休整生息,等伤势彻底好后东山再起,或重新去找部队,或争取在地方上当个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己上十年挣来的一切光彩夺目的标记竟然一扫而光。他想,从今以后自己恐怕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了。  

正当侯礼祥满心沮丧的时候,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派通讯员小王来到了他的家里。“嗬,国家乱成什么样子了,你还有心思在家里守老婆?”小王说。  

“所有的证件都被盗了,现在出门,我无以为证,不在家里守老婆,干什么去?”侯礼祥没好气地回答。  

“办法是有的,就看你舍不舍得离开老婆。”小王看了看他漂亮的妻子说。  

“怎么舍不得!你说,中心县委有什么指示?”  

“魏书记要你速到监利县朱河镇洪湖湖区,以国民党伪联保主任的身份,与伪监利县县党部取得联系,打入敌入内部开展工作。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叫做侯文彬。联络员和联络地点另行通知。记住了吧?”  

“记住了!”“侯文彬”爽朗地回答。  

1940年三四月间,“侯文彬”到监利朱河没干多长时间,敌人一二八师攻下监利县城和朱河镇,以伪县长、伪区长身份出现的地下工作者郑恒斌、姚子清叛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侯文彬”及所有的地下工作者,全部奉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之命各自分散隐蔽起来。从此,侯礼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2年7月,张秀龙带领的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十五团挺进潜江县。侯礼祥得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连忙赶到潜江县熊口镇泰安客栈。侯礼祥在泰安客栈拜见了张秀龙团长。侯礼祥向张团长亮明身份,希望投靠到他的门下。可是,正当侯礼祥要跟张秀龙接上关系的时候,警卫员忽然来报告,说敌人由伍家场出发袭击熊口。张团长立即中断与侯礼祥的谈话,带着部队就出发了。此次,侯礼祥不仅没有跟上张秀龙的部队,反而差点被张秀龙怀疑敌人是他带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秀龙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但是,侯礼祥主动寻找组织的事,因无人证明而最终没有得到组织承认。  

侯礼祥像驴拉磨一样,转了一个圈子,又转回侯家台。他依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依旧靠租用人家的房子度日营生。侯礼祥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他既不会耕地,也不会插秧。他在侯家台呆不下去了,组织也找不到,就去离侯家台五六里远的普济镇小街上开起一家茶馆。他在茶馆里除了煮茶待客,还学会了一门蔑匠手艺,常常编些筲箕、竹篮出售,以补充家里的经济来源。  

至此,侯礼祥认命,算是死心塌地过起了平民百姓的日子。 

 

自恃老革命,乡亲嘲笑

骂地方干部,自食苦果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被从小镇上召回侯家台,参加本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此时,侯礼祥本来可以公开自己红军团长的身份,或者跟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但是,因为证件被盗,他无法说清自己的历史。所以,他只得一直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说是劳动,但他什么农活都做不好,人家只好照顾他给公家喂了几头耕牛。  

一个红军团长屈居“牛官”,免不了会与乡亲们吹一吹自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往事。大家对于侯礼祥的“自我吹嘘”,都一笑了之:“笑话,简直吹牛吹破了天。你出去才几天,哪能就弄来个红军团长。再说,如果真是红军团长,为何落得如此地步!我看,你恐怕有点神经病。”  

侯礼祥心里不顺遂,就对什么事都看不惯,特别是喜欢挑村子里干部们的剌。针尖大的事,总闹得干部们不好下台。干部们恼怒了,时不时地也就当着他的面抖点威风,讲点狠。于是,侯礼祥吃不消了,开口就骂:“没有老子们拖长征,哪来你们狗日的抖狠气!”  

干部们讨嫌他,都觉得他是鹅卵石掉到粪坑里,又硬又臭,都想找机会“开他的涮”,在他身上做几笔“业务”。  

第一笔“业务”就是将他搞成内部专政对象,接着将他打成“四类分子”。所谓四类份子,就是地主、富农、右派、反革命这四类公开专政对象。  

1959年下半年,江陵县公安机关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产阶段专政对象的调查摸底。侯礼祥果然被摸了进去。地方干部给他填写的第一份《专政对象调查摸底表》是这样记载的:  

现用名:侯礼祥。年龄:45。爱好:吸烟。性质:保长。文化:私塾四年。体貌特征:中等身材。籍贯:江陵郝穴公社。常住:永兴管理区侯垱生产队。生活来源:种田。受何处分:1952年以来被人民管制三年,坐牢二个月。家庭成员:妻杨绪儿,小孩6个。参加何种反动组织:1939年在朱河当过大保长,联保主任,伪乡队副。公社化以来表现:不老实,干部要他儿子上堤(荆江大堤水利工程),他骂干部,说干部是要做孤老的(意思是咒人要绝后)。还说老子没有吃你们的闲饭(白吃),老子拖过长征,没有功劳有苦劳。  

这仅仅是一张调查摸底表,上面既无任何结论,也无任何单位和个人签字盖章,但是,这张表的确是侯礼祥定为了内部专政对象的唯一证据。  

内部专政对象,一般是通告监视,但不戴“帽子”和公开管制。侯礼祥得知自己成了贫下中农专政的对象,怒火中烧。然而,愤怒归愤怒,人家并没有对他下手,他也顶多只是耿耿于怀罢了。侯礼祥想,此时不把自己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看来是过不下去日子了。然而,如何才能说得清楚明白?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老首长杨得志和杨勇。  

一天上厕所的时候,侯礼祥看到小半张扔在地上没有日期的《人民日报》。反正蹲在那里没事,他就将报纸捡起来看。忽然,他发现报纸上写着杨得志、杨勇的名字。他喜出望外,顾不得又脏又臭,连忙拉直皱巴巴的报纸,一气将报纸看完。报纸上面写的是关于他的老首长被授予将军军衔的新闻报道。  

侯礼祥从厕所出来,抓起笔就给中央军委办公厅写信,希望能与两位将军取得联系。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中央军委领导:  

我叫侯礼祥,原名李祥。我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师十三团团长,陈赓、杨得志、杨勇将军是我的直接上级。1937年和1938年,我在延安任过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39年初,我转业到地方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现在,地方上将我定为内部专政对象。我的历史急需要我的老上级证明。我不知道我的老首长们现在何处任职,特请求你们帮忙将信转给他们

此致  

敬礼  

                                                                                              侯礼祥  

                                                                                        1961年10月1日  

几个月后,侯礼祥终于收到了杨得志、杨勇两位将军寄来的亲笔信。他激动得大哭了一场。接着,他顺着来信的地址,赶紧给两位首长各人追去了一封“求救信”。信中,他将他与两位首长相处印象最深的事,有点有谱地写出来,以便首长进一步对他进行甄别。同时,他还将他在强渡大渡河后的壮烈心情,用八句诗做了描述,以引起首长们的共鸣。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1935年,我在红一师一团强渡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折戟沉兵,而我们胜利了。特将此心情回忆于下:  

大道依有道,诗书所不屑。

钱财如粪土,肝胆硬似铁。

策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

  人头着饮酒,饮进点点血。  

与新中国威震四海的将军们有了联系,他再也不怕历史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了。他对老婆说,我侯礼祥拿出这两位杨大将军的信来,恐怕狗日的干部们要吓出尿来。  

   

将军来信,反成罪证;

斗争“四类分子”,他跪左腿不跪右腿  

     侯礼祥心里充满无限自豪和惬意。他果然不时地将杨得志、杨勇两位将军给他的来信出示给小队、大队、公社乃至区公所的干部们看,以证实自己辉煌的过去。可是,这里的人谁敢相信其貌不扬的侯礼祥,竟会与堂堂的中国将军们有旧?大多数人依然认为他是招摇撞骗,吹牛皮,神经病,或者认为侯礼祥以此来麻痹贫下中农对他的专政。  

当地干部看到侯礼祥出示的将军们的信件,将他由内部专政对象提升为公开专政对象,性质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侯礼祥假造中央首长来信,欺骗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这样一来,杨得志、杨勇两位将军的来信不仅没有证明侯礼祥历史清白,反而促使他迅速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侯礼祥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中共江陵县委、江陵县人民政府、江陵县公安局竟然一无所知。然而,侯礼祥却在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经受着“四类分子”的一切悲惨遭遇。  

“四类分子”的遭遇,首先是人身权利受取了限制,其中包括不让他给杨得志和杨勇将军的通信联系。侯礼祥从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起,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两位将军给他的来信。当然,两位将军再也无法与他们昔日的下属联系上。他们之间不是没有通信,而是发出去和邮过来的信件,统统过不了区公所和公社两级邮政支局和邮政代办所的关。这个关口实际上被一个地方干部控制着。所以,两位将军刚刚捞到“李祥”一点儿信息,又突然间像无线电波一样中断了。  

侯礼祥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后,当地的干部又以清理阶段队伍为由,将他赶出了侯家台。这就是当地干部在侯礼祥身上所做的第二笔“业务”。  

侯礼祥被赶出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繁衍的侯家台,来到几里路外的吴桥村。这时候,他的家已经是有6个孩子的8口之家了。他拖儿带女含着眼泪在吴桥村一栋农用仓库旁边搭起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就是侯礼祥的新家,以及他的全部家产。  

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侯礼祥这个阶级敌人就成了人们“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对象。“四清”运动中,他被贫下中农斗。“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着五花八门旗号的造反派斗。  

1964年冬,全国在江陵县搞“四清运动”试点,号称“万人大战江陵”。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四清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北京装甲部队干部。此时,侯礼祥第一次挨斗了。这是他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那天,天空中乌云密布,雪花飘飘,荆江大堤水利工地人山人海。为了造声势,工地指挥部头头们决定找几个阶级敌人来斗一斗,以激发贫下中农兴修水利的热情,提高工程质量和进度。找谁来斗争呢?不知谁说:“就找那个自称红军团长的侯礼祥吧。”就这样,侯礼祥被押到了斗争会现场。  

“斗争历史反革命分子侯礼祥大会现在开始。把反革命分子侯礼祥带上来!”指挥部头头宣布。侯礼祥莫名其妙地被几个民兵押到会场中心。  

“你叫什么名子?”头头问。  

“我叫什么名字,你们不知道?不知道我的名字,你们怎么没把我弄错?怎么不把你们自己弄到台上斗?”侯礼祥“幽了一默”。  

“哈哈……哈哈……”会场哄堂大笑,有的还笑得前仰后合。  

“不准笑,不准笑,这是斗争反革命分子大会,大家要肃静!”  

“是的,你们不光要肃静,还要回避!”侯礼祥又“幽了一默”。  

“哈哈哈……”下面又是一阵大笑。  

“你真不愧为一个狡猾的阶级敌人,你放老实一点!”  

“你们这话说对了,我不‘狡猾’,恐怕二万五千里长征拖不过来,岂能活到今日。”  

“你不要编造光荣历史来招摇撞骗,你编的那一套我们老早就跟你戳穿了。老杨他们(指杨得志和杨勇)给你的来信全部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话,他们为什么再也不给你来信了?”  

侯礼祥根本不知道有人在他与两位将军的通信中做了手脚。这位头头的问话,还真把他给问住了。“这……,这……”他不知所云。  

会场一下子起哄了:“说,你说!”  

这时,头头乘机站起身,拳头向空或一挥,呼起口号来:“打倒侯礼祥!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侯礼祥!”不明真相的民工也跟着喊起了口号。  

震耳欲聋的口号真的使侯礼祥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他心里有点把握不住了。  

“侯礼祥,你杀过人没有?”  

“杀过。”  

“杀过几个人?”  

“杀过4个人。”  

“在什么地方杀的人?”  

“监利朱河杀过一个人,江陵普济观杀过3个。”  

“大家听着,侯礼祥全部承认了,他杀了我们4位地下工作者,欠了4条人命!”头头又鼓动起来。  

“不是地下工作者,我杀的全部是土匪。”  

“放屁!明明杀的是我们地下革命者。谁给你证明杀的是坏人?”  

“这……,这……”侯礼祥结结巴巴,语无论次了。  

他再一次激怒了广大的贫下中农,口号声又一次在空旷的水利工地响起:“打倒侯礼祥!”  

“侯礼祥,低头!”头头忽然命令道。  

“我这颈项硬得很,头长在上面低不下来!”侯礼祥把脖子伸得直直地说。  

“给我压他的头,看他低不低!”  

几个民兵奉命去压他的头。侯礼祥亮开架势就跟民兵们打起架来,并且边打边说:“跟你们说,老子头可断,血可流,长征精神不能丢!要老子低头是不可能的!”  

“他还在招摇撞骗,还拿编造的长征故事来哄我们。侯礼祥,跪下!”  

斗争升级了。  

“我为中国革命而生,为中国革命而死,岂有在你们面前跪下的道理!”  

“你不是说你杀过人吗,杀了人就是反革命,就要向贫下中农请罪。”  

这时候,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风将雪片一个劲地往人们的脖子里灌,民工们在飞雪中抖动,侯礼祥也在抖动。  

“你跪不跪,不跪就让大雪冻死你!”  

侯礼祥看着抖动的民工,心有点软了:“我跪,我为受冻的民工而跪,但是,我得有一个条件。我的右腿拖长征,负过伤,这只腿是高贵的,是有功的,它不能跪。我的后一段历史,跟你们说也说不清白,所以,我暂时让我的左腿给你们跪下吧!”

 

得到杨得志的消息,拔腿就跑;  

两毛钱出发,扒火车到济南求救  

无休无止的斗争,监督劳动,侯礼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几乎失去了生存的信心。 

1971年五六月间,侯礼祥因为大骂干部,又被送到公社林场劳动改造。他在这里完全与家里的人隔离开来,吃饭,睡觉,看病,全由自己照顾自己。寂寞孤独之际,他又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想起失去联系的老首长杨得志和杨勇。  

一天,雨后放晴,天气转好。侯礼祥穿着一双浅口胶鞋,在公社林场的旱地里栽芝麻。此时,乡邮员推着自行车给公社林场送报纸来。因为下雨,林场的员工都回家休息去了。邮递员将林场的报纸全都交给了侯礼祥。侯礼祥看到报纸,如获至宝。忽然,他在《人民日报》一版显眼的位置,又看到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消息。这可是中断了多年的消息呀!于是,他又一气将消息看完,并在脑子里记下了全部内容。接着,他摘了一根树枝,将鞋上的稀泥刮去,两手搓了搓,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拔腿就朝沙市方向跑去。他要去沙市搭船,找杨得志!  

公社林场到沙市约一百里路。他没吃没喝,一个下午和一整夜硬是一步一步地走完了这段路程。本来,离公社林场二十多里的郝穴镇濒临长江,在那里也可以搭轮般到武汉,再从武汉到山东。但是,他不能在郝穴上船。因为,这里离公社和区公所太近了,万一公社派人来追逃,怎么办?所以,他日夜兼程赶到沙市,刚好在第二天清晨上船。  

侯礼祥来到沙市轮船码头,感觉浑身无力。这时候,他才想起肚子里是空的。他找遍衣服的每一个角落,好不容易发现了二毛钱。他紧紧握住这二毛钱,来到一家小面馆。  

“服务员同志。”  

“你有什么事?”  

“我想跟您打个商量。”  

“说吧。”  

“我手里没有粮票,我想多出一毛钱,吃一碗面,您看行不行?”  

“这怎么行哪,面条一毛钱一碗,粮票是计划。我不能因为你没有票,就多收你一毛钱哪。人家知道了,不说我破坏粮食政策吗。”  

“同志,我是从熊河永兴公社走到这里来的,昨晚走了一夜没有吃东西。您看在我这一大把年纪的份上,能不能灵活一下?”  

服务员一听大惊:“你又不是拖长征,哪能走得这么快!”  

“哎,您说对了,我正是拖长征的。我这次是专门去找我的老首长杨得志去的。”  

服务员认真打量了一下侯礼祥:“好,多出一毛钱,就多出一毛钱吧。您先坐一会,我去给领导说一下。”  

侯礼祥吃了一碗“快餐面”,并将面汤喝了个精光。他用粗糙并还带有泥土的手揩了揩嘴唇,向服务员道了一声谢,径直向轮船码头走去。  

44年前,侯礼祥就是在这个“洋船码头”,被“梁哥”带到武汉,走上革命征途的。如今,他为了给自己的革命历史讨一个说法,再次从这里出发了。他要从这里下武汉,上济南。不过,44年前有“梁哥”为他付路费,如今,谁给他出路费呢。他心中一片茫然。  

轮船就要靠岸了,侯礼祥正在盘算着怎么样混上船。忽然,他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于是就靠近了她:“老奶奶,您一个人上船?没有人送哇?”  

老奶奶看了一眼侯礼祥,不像是坏人,方才与他答腔:“没人送,我是个五保户,没人送。”  

“正好,我今天要去武汉看儿子,我把您扶上船吧。我看您身体不好,船码头的阶梯又高又陡,万一跌进长江怎么办?”  

“这位大哥真好。你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贫下中农啊!”  

“哎,老奶奶,我不是贫下中农,是四类分子。”侯礼祥说着,左手拿起老人的船票,右手扶着她,慢慢地走到检票口。  

“这位老奶奶,您的船票呢?”乘务员问。  

“船票在这里哪。”侯礼祥答道。  

“那,你的船票呢?”  

“是这样的,我是她儿子,她是我妈,我是来送她的。”  

“那好,你送上船了就回来,船马上就要开了。”  

“知道了,我马上就回来。”  

侯礼祥混上了船还能下船,他一混就混到汉口港。下船时,验票更严。他和上船的时候一样,一手拿船票,一手扶着老人下船。  

“您的票呢?”港务人员拦住老奶奶问。  

“在这里哪。”侯礼祥又接过话来。  

“那,你的船票呢?”  

“同志哥,事情是这样的:这是我妈。我在沙市把我妈送上船,我还没来得及下船,船就开了。于是,您们的船就一直把我装到汉口。你看,我哪里去弄票呢。”  

“弄不到票不要紧,来,我给你补票。”说着,港务员就拿出没有盖签的空白船票,要侯礼祥拿钱来补票。  

侯礼祥急了:“我本来就是被你们的船冤枉装到汉口来的。你现在还要我买票,这个冤枉钱我是不出的。你们如果硬要船票的话,那就请你们把我再装回沙市去!”  

侯礼祥与港务员吵了一会,来了一位港务站领导。站领导听了一会情况,手一挥:“算了,算了,让他们下船吧。一个老娘,一个老子,免得弄出麻烦来。”  

上了岸,侯礼祥认真将他的“妈妈”送到了目的地,并且,还在“妈妈”的亲戚家里饱饱地吃了一顿饭。  

侯礼祥肚子饱了,心情却是沉甸甸的。沙市到武汉算是混过来了,武汉到济南的路程更远,将如何混下去呢?他思索了片刻,径直向郊外的小火车站走去。他决定扒火车。  

扒客车风险很大,所以,侯礼祥首选扒停靠在小站的货车。扒车的时间,他一般选在晚上。白天,他再从停靠在小站上的货车上下来,或者找老乡讨口饭吃,或者在老乡的田里摘些黄瓜充饥,晚上再扒到火车上。如此周而复始,火车一直将他拉到目的地。  

侯礼祥很幽默,也很诚实。他摘了人家的黄瓜,都要在地上用棍子写上一行字:“对不起,老乡,暂借你的黄瓜充一下饥。我胜利后,一定加倍偿还。侯礼祥,某年某月某日。”他说,我这是学习长征途中的那一套。再说,不能因为我摘了人家的黄瓜,引起老乡们邻居互相怀疑,闹得人家不安宁啊。至于扒火车的味道如何,他回忆说:“为了上下火车方便,我扒的货车多数是平板车和敞篷车。因为没有车厢挡风,晚上车快风冷,我冻得蜷成一团,但是,我没有叫苦。苦不苦,我想起了长征二万五!”  

  

形如乞丐,蹲守军区大门;  

声称不见杨司令,打死我也不走  

侯礼祥扒火车,总算扒到了济南。眼看就要见到几十年不曾见面的老首长,侯礼祥心潮澎湃。心情激动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我这身打扮,怎么能去见一位大军区的司令员呢。于是,他在济南近郊用脚上一双又脏又臭的胶鞋,向一位贫下中农换了一双半旧的布鞋。然后,他又找到一条水沟,在沟里洗了一把脸,方才雄赳赳气昂昂地朝济南军区司令部走去。  

军区大院高墙铁门,院内红顶白墙,绿树参天。门前荷枪实弹的哨兵,叫几十年不曾见过军威的侯礼祥望而却步。  

侯礼祥像长征时的侦察兵一样,在军区大门前转了几转,小心翼翼地走到哨兵跟前:“哨兵同志,杨司令员在家吗?”  

哨兵打量了一下侯礼祥:蓬头垢面,头发像茅草;一件皱巴巴棉衣不像棉衣单衣不像单衣的“夹衣”;一双既不像农村人穿又不像城里人穿的“二杆子”布鞋。  

“不知道。”哨兵再也没有正眼看他一眼。  

“解放军同志,我是杨司令员的老部下,从湖北省来的。你能告诉我,他在家吗?”  

哨兵听到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人,竟然还与杨司令员有旧,指了指门卫说:“传达室去问。”  

侯礼祥来到传达室,里面坐着一位正在看报纸的军人:“请问,杨司令员在家吗?”  

军人看了侯礼祥一眼,没有吭声。侯礼祥再问一句,军人回答:“不在。”  

“请问,杨司令员是开会去了,还是视察去了?”  

军人再也没有理睬。  

“请问这位解放军同志,杨司令员到底在不在家?”他以为人家没有听见,又问。  

“你问这么多干啥,杨司令员的行动属于军事机密。”  

“我知道这是军事机密,但是,我千里迢迢来一趟济南不容易呀。我有急事找他。”  

军人听说这老头千里迢迢而来,问:“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长征时期的老部下。”  

军人方才站起身来,稍有礼貌地说:“我给你联系一下。”军人摇了几下电话,通了。一会,他放下电话:“杨司令出去开会了,你改日再来。”  

侯礼祥从传达室里出来,退到大门外一百多米远的一块空地上坐下,两眼直盯着进出大院里的每一辆小轿车。有时,他还特别跑到轿车跟前看一看。他多么希望突然间能在某一辆轿车里发现杨司令员啊。  

侯礼祥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哨兵的极大不满。哨兵走到他面前喝问:“你朝首长的小车里看什么?我警告你,这样是错误的!”  

“哎,解放军同志,我不这样,怎么能找到杨司令员啊!”  

“我可管不着。我的任务是保卫军区和首长的安全。”  

眼看天快黑了,杨司令员还没找到,侯礼祥又来到传达室。传达室里换了一个值班的。侯礼祥没有跟新值班的说他刚才来过,开门见山就说自己千里迢迢来找老首长,老上级,请求他帮忙与杨司令员联系,希望老首长先给他安排一个地方食宿。天全黑了,新值班的看侯礼祥是一位可怜的老人,于是给杨司令员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向值班的问了一些情况,值班的再向侯礼祥作了一些询问。  

过了一会,一位年轻男兵来到值班室。“刘文书,这就是那位要见杨司令员的人。”值班的军人指着侯礼祥说。  

刘文书看了看侯礼祥,第一印象就是想将他拒之门外。刘文书离侯礼祥远远地说:“老人家,杨司令员不在家,你过几天再来吧。”  

“嘿,你们说得好轻松,我到哪里过几天去?我跟你们两位解放军同志说,我侯礼祥要么就不来,这次来了不见首长我是不会回去的。今天晚上,我就在你们值班室里过夜,打死我也不走!”  

刘文书看侯礼祥的态度,不知如何对他才好。给他来硬的吧,又怕他真与杨司令员有旧,而得罪杨司令员。刘文书好说歹说,终于将他弄到附近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下来,并且答应设法帮他与杨司令员取得联系。  

侯礼祥对刘文书说:“何日见到杨司令,我就何日离开这家旅馆。反正我光杆子一根,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吃的睡的,你们拿去找杨司令员报销。”  

好在侯礼祥要求不高,一进旅馆,他就要住统铺,不住单间。他说,反正我身无分文,又不怕谁偷了我的东西。这样,我还可以给杨司令员节约几个钱。进了统铺间,他一不吃饭,二不洗澡,将一双臭鞋往床下一蹬,钻进被子就睡起觉来。  

不一会儿,睡统铺的旅客一个个爬起床来,大骂道:“他妈的,你们这个旅馆怎么臭气熏天,臭得我们睡不着觉!”起床的人顺着臭气一追,原来臭气是睡在身边的一个糟老头发出的。这糟老头不是别人,正是侯礼祥。大家以为这老头已死,是尸体发出的臭气,掀起被子一看,他还活着。大家再看他的那双臭脚,更是叫人无法忍受。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侯礼祥推醒。此时,他正在梦中。他梦见造反派正在开他的斗争会。侯礼祥从梦中醒来,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即下床。他下床后,人们才发现他睡过的床单上,已经被他浑身的灰垢印出了一个乌黑的人形。  

  

贺参谋接头,侯礼祥更衣;  

首长接见在即,脏老头热血沸腾  

第二天,侯礼祥早早地来到军区大院的传达室,请求与文书小刘联系。  

小刘接到传达室的电话,立即找到杨司令员办公室的贺参谋。他将昨天接待一个执意要见杨司令的脏老头的事作了汇报,并且请示今天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贺参谋没有把握,立即将此事用热线电话传给杨司令员。此时,杨得志才知道多年失去联系的“李祥”,竟然就在自己的大门口。  

杨得志虽然在1961年与“李祥”通过信,但是,毕竟几十年没有见过他的面了。作为军内一名高级将领,他该如何接待这个不速之客呢?杨得志想了想,对贺参谋说:“你先接待一下吧。问他把我1961年给他写的信带来没有,如果没有带的话,你要他将长征时的情况回忆一段并写来我看看。特别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打腊子口的时候,他跟我是怎么联系的。1961年他写给我的信还在,他的笔迹我是认得的。”  

“是,一定照办!” 

贺参谋刚要出门,杨司令员又叫住他:“此事你亲自去办,务必办好。另外,你看他还有什么要求,你都看着办吧。”杨得志只跟贺参谋交待了任务,也没有说清楚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关系。  

刘文书引着贺参谋来到传达室。他向侯礼祥和贺参谋分别作了个介绍,就算完成任务,走人了。余下的事就归贺参谋来做了。  

“老人家,叫什么名字?”贺参谋问。  

“礼祥,侯礼祥。”  

“从什么地方来?”  

“湖北省江陵县熊河区永兴公社侯垱生产大队。”

“您的介绍信给我看看。”  

“没有介绍信。我是偷跑出来找杨司令员的。”  

“您跟杨司令员是什么关系?”  

“红军长征时,我们都是红一方面军的。他当团长,我当营长。他当师长,我当团长。”  

侯礼祥说自己是红军团长,贺参谋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又脏又臭又瘦的老头儿,哪有一点红军团长的形象呢。“您没有介绍信,带其他证件没有?”贺参谋又问。  

“没有,我是偷跑出来的,哪有什么证件!杨司令员就是我的证件!他曾经跟我通过信。”  

“他给你写的信呢?”  

“没有。我说过,我是偷跑出来的,哪有什么证件!杨司令员就是我的证件!”他把上一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贺参谋看看问不出什么名堂来,说:“杨司令员很忙很忙,您如果是想找老首长叙叙旧的话,您就先住下来,将您与他的交往拣重要的用笔写那么一两段,我来转给他。他看到这些重要往事,是要专门找您聊聊的。如果您是想在济南城玩玩的话,就不用麻烦他了,我来给您安排。”  

侯礼祥听得出,贺参谋话里有话,好像有逐客之意。他生气地说:“如果我要玩的话,何必千里迢迢来济南找他玩,武汉不是更好玩吗!贺参谋,我一定要见他,我要找他替我申冤!”  

侯礼祥执意要见杨司令员。无奈之下,贺参谋又将他送回了昨晚居住的那家旅馆。走进旅馆,贺参谋问:“您住哪?”  

侯礼祥用手一指:“就这里。”  

“哦,原来是统铺。您带的衣服、毛巾、口杯呢?”  

“没有,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  

贺参谋与侯礼祥正交谈着,旅馆服务员走来。她望着侯礼祥说:“你今天可不要在这儿住了,脏死人啦!昨晚你把我们的旅客全熏跑了。你看,你睡过的床单,就洗了我们几吨水!”  

贺参谋连忙对服务员说:“老人家是湖北来的,可不能这样对人家说话!”  

“哦呀呀,原来是湖北省的人哪。湖北省是千湖之省,又在长江边,有的是水,咋不先洗洗澡再出门哪。我的孩子今后找对象啊,可千万不要找个湖北人!”  

“哟,这位大姐真会说话。你这是骂声湖北佬,得罪一省人哪。”侯礼祥笑了笑说。  

“这样吧。”贺参谋对服务员说:“从今天起,你们给这位老人安排一个单间。”他又对侯礼祥说:“现在,您就去好好洗一个澡,然后再把头发理一理。我马上叫小刘给您送一套衣服和毛巾、牙刷、牙膏来。您身上穿的这些东西实在对不住人了,倘若首长叫您,您能穿这些东西去见他吗?”  

侯礼祥乐了,接受了贺参谋的安排。  

贺参谋回到办公室,吩咐刘文书给侯礼祥办几件事。一会儿,小刘就给侯礼祥送去一大包衣物,并给他一本济南军区公用材料纸和一支钢笔。小刘对侯礼祥说:贺参谋要你将长征时与杨司令相处最精彩的故事写出来。  

  

写往事,长征故事仿佛昨天;  

对笔迹,故人相认,老泪纵横诉冤情  

侯礼祥面对显赫的济南军区红头信笺,思绪万千。写什么呢?写强渡大渡河首长的嘱托,还是写雪山草地首长的关怀?写首长到医院里探视我的病情,还是写战场上我将重伤的首长背回来?侯礼祥提起笔来似有千斤之重,满脑子都是故事,满脑子都是首长的身影。他大约平静了二三个小时,脑子里忽然来了灵感:就写周恩来副主席视察我们前卫连的故事吧。侯礼祥写道:  

1935年9月,杨得志任红军一方面军一师一团团长,我为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一天,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州,中央领导就驻扎在这里的一个小镇上。我立即奉杨团长之命安排我营前卫连,即我们的尖兵连,负责警戒并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中午,我们正准备吃午饭,杨团长突然跑来问我:“李祥,你看见胡子主席没有?”我说:“什么胡子都没有。”“你还在开玩笑,刚才师部通讯员跑来,说周恩来副主席不见了。据说,他带着几个警卫员向你们警戒线方向走来了。你们赶快去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  

我一听周副主席到我们这里来了,心里一阵紧张,赶快放下饭碗,一口气跑到前卫连。我问连长谢生高:“你看见周副主席没有?”“周副主席到我们这里来啦?”“我问你哪!”“没有,我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就快去找呀!”我拉着谢生高又赶到尖兵排和尖兵班。  

我和谢连长赶到尖兵排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一位年纪较大、脸庞消瘦而胡子很长的人。我立即断定,周副主席就在我们前卫连。周副主席身后还有一位女同志,她就是邓颖超。周副主席穿着灰色军装,披一件黄色旧雨衣,一双草鞋。他们正站在警戒线不远的地方,和我们尖兵连的战士们高兴地谈笑着。  

我和谢连长立即跑上前去,恭恭敬敬地给周副主席敬了一个礼:“周副主席,我们奉杨得志团长之命,前来保卫首长的安全。这里处于前沿阵地,请首长注意安全。”周副主席立即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职务?”我回答:“我叫李祥,是红一团一营营长。”周副主席接着说:“你们警惕性很高哇,那好,我不再增加你们的麻烦了。我现在就离开前沿阵地。”周副主席边说边和我们聊天。邓颖超同志还问我们尖兵部队累不累,伙食开得好不好。我说,我们虽然减员减得害,但是战斗力却很强,餐餐都可以吃饱饭。周副主席风趣地说:“能够吃饱饭是你们前沿尖兵的优越性,如果你们都没有饭吃,后面的部队就更要饿死喽。”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周副主席在离开我们前卫连的时候,还特意把杨得志团长、我和谢生高连长叫到一起,说:“我们马上就要与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会师了。红军最困难的时候虽然过去,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我们马上要通过回民集中居住区,在这里,我们一方面要对付强大的敌人,一方面又要注意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兄弟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聆听中央首长的教诲,我们热泪盈眶。  

说话间,前卫连送饭来了。我们留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就餐,他们都说吃过了。我们打开锅盖,一阵香气腾空而起。邓颖超同志深深地吸了一口香气,风趣地说:“哇,真香,你们真有口福,吃的还是大米饭哪!”我赶快说:“这是前几天在岷州打国民党毛炳文部队时缴获的。”周副主席笑着说:“那一仗你们打得不错,能吃上大米饭,是你们的光荣!”  

侯礼祥的这段回忆,后来被江陵县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季格仁整理出来,刊登在解放军的《星火燎原》和湖北的《当代老年》杂志上。  

侯礼祥这段光荣而幸福的回忆,被贺参谋带到了杨得志司令员的案头上。杨司令员拿起侯礼祥的回忆,认真地阅读起来,读着读着,他的眼睛就湿润了。侯礼祥写的是那么亲切,亲近,仿佛当年的李祥就站在眼前。接着,杨司令员从抽屉里翻出1961年侯礼祥给自己写的诗。仔细一看,两种信纸,一种字迹。  

“贺参谋!”  

“到!”  

“侯礼祥在哪里?”  

“附近一家小旅馆里。”  

“快去把他叫来,我要见他!”  

“是!”  

贺参谋几乎是跑步到了旅馆。侯礼祥正在那里眼巴巴地等待着杨司令员的消息。  

“老人家,快去,司令员有请!”  

侯礼祥听说杨司令员请他了,两行热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天哪,盼望了几十年的首长就要见面了!长征途中他没有流过泪,下雪天革命群众在水利工地上斗争他,他没有流过泪,此时此刻,他潸然泪下。  

侯礼祥跟着贺参谋大步流星地通过了两天前望而却步的军区大门,穿过那环境优雅的工作区和生活区,在一栋灰色的高台平房前停了下来。  

贺参谋走上台阶:“报告!”  

“进来!”  

“客人来了。”  

“好,好。”杨司令员一边答话,一边走出门外:“你就是李祥同志?”  

“是!我就是李祥,侯礼祥。”侯礼祥条件反射似地立正并敬了一个军礼。“您就是杨司令员吗?”侯礼祥接着问。  

“我就是杨得志!”  

此时,侯礼祥“呼啦”一下跑上台阶,像丢失多年的孩子突然见到妈妈一样,一把抱住杨得志,两眼老泪纵横,半天说不出话来。  

“来,来,我们坐下来谈。”杨得志左手拉着侯礼祥,右手不住地擦拭着自己的眼角。  

贺参谋沏上两杯上好的龙井茶,放上两包大中华香烟。杨司令员和侯礼祥分别坐在两把硬木单人沙发上,中间隔着一把漆木茶几。侯礼祥面对新中国第一代将军,置身于将府,他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杨得志一屁股将沙发坐得满满的,背靠沙发,两手放在扶手上。侯礼祥却只将屁股尖尖落在沙发前沿上,两手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  

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昔日红军的年轻军官,如今已都是两鬓染霜。不同的是,两位老人一个是正在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军区司令员,一个是正在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侯礼祥一股失落之感油然升起。他两眼直直地看着杨司令员:一身将军服,红领章,红帽徽,威风凛凛。办公室里,地板铺着红地毯,墙中间摆着毛主席塑像,案头上是一套红塑料抛光烫金的《毛泽东选集》。杨得志的眼里,侯礼祥似乎比自己苍老了许多。然而,透过苍老的面容,杨得志仿佛看到长征途中曾经将自己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的那个李祥的身影。侯礼祥瘦削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虽然被风刀霜剑刻出深深的皱纹,但他的音容笑貌整个儿就是当年的李祥。当然,如果不是贺参谋替侯礼祥换了一身军装,杨得志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乞丐一样的臭老头,就是三十多年前自己直接接触并指挥的下属,一位曾经失踪几十年的红军团长!  

两人对视了几分钟,侯礼祥问:“首长,杨勇政委还好吗?”  

杨得志说:“好,他很好。他现在是新疆军区的司令员。”  

侯礼祥要问的人很多,然而,他要问的人都还记得自己吗?他想了一会,又问:“首长,耿飚、宋任穷他们还好吗?”侯礼祥不知要问的人身居何职,还是直呼其名。  

“很好,都很好。就你一人成了倒霉鬼。”  

侯礼祥承认自己倒霉,默默地点了点头。忽然,他又问:“陈赓师长还好吗?”  

“哎,他呀,1961年就见马克思去了。他是大将之首,副总参谋长。”忽然,杨得志似乎也想起了什么:“李祥,哦,侯礼祥,1962年的时候,我们的联系怎么突然中断了?”  

“他们把我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  

“谁?”  

“当地干部呗!我丢进邮局的信寄不出去,你们给我邮来的信也收不到,都被当地的干部卡住了。”  

杨得志把茶几一拍:“乱弹琴!”他接着又问:“你这次是怎么来的呢?”  

“啊,一言难尽哪!”  

“那就喝点茶,喝点茶再慢慢说吧。”  

侯礼祥端起茶杯,将一杯龙井一饮而尽。  

“抽烟吧,你会不会抽?”杨得志指了指茶几上的“大中华”。  

“烟都不会抽,还叫男人!他们说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特长就是抽烟。”侯礼祥苦笑一声,又用手指了指茶几上的“大中华”:“我怕把首长的好烟浪费了。这一支烟可是我侯礼祥一年的收入啊。我一天挣不到一个工分,一个工分才两分钱!”  

“没事的,你抽吧。你从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上过来,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呢。这一包烟,一杯茶,算得了什么。”  

烟茶过后,侯礼祥的情绪放松多了。他把整个屁股移到沙发里坐好,学着杨得志的样子也将双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慢慢地说:“我自从离开了延安,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特别是我当上了反革命分子,不是被他们斗争,就是被监督劳动改造。那个味儿,惨哪!”接着,侯礼祥把他如何从延安回到地方,如何受尽了人间折磨,统统地向老首长讲了一遍。最后,又将他如何在《人民日报》上发现首长的消息,如何半夜出逃,像说书人一样说得绘声绘色。末了,他将此次出逃来了一个总结性的概括。他说:“我一夜逃了一百里,七天七夜奔济南。施骗术上轮船,小火车站扒货车。二毛钱出发,生黄瓜果腹。衣服穿成丝瓜瓤,臭胶鞋换了来见首长。”杨得志听了他这段既有传奇性,又有艺术性的结束语,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李祥啊李祥,你还是长征途中的那个小秀才,乐天派呀!”  

他们谈兴正浓的时候,贺参谋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手表,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他示意杨司令员,时间不早了。  

“李祥,不,侯礼祥,你这次来找我,想要我帮你什么忙?你直说!”杨司令员看时间不够了,直截了当地说。  

“首长,我这次千里迢迢来找你,一是要摘掉头上的这东西。”说着,他指了指脑袋瓜,意思是说头上的那顶反革命分子帽子。“二是看能不能给我搞个老红军待遇。我所有的证件都被狗日的强盗偷走了,所以,我的历史问题现在是有嘴说不清。没有待遇,我这看病吃药都成问题呀。至于其他的事么,我能克服就不再麻烦你了。”  

“好,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说着,杨得志站起身来:“贺参谋!”  

“到!”  

“你把侯老安排在军区第一招待所住上,规格一定要高。他是我的客人,也是国家的有功之臣!”  

“是!”  

“侯老住下后,你给我安排一桌饭,要机关里军级以上的干部都来跟我陪客。”  

“是。”  

  

吃山珍海味,喝茅台美酒;  

军级干部作陪客,兴奋一夜失眠了  

当晚,招待所贵宾间里,杨得志带着一桌军级头衔的干部来陪侯礼祥吃饭喝酒。  

满桌子的好菜,侯礼祥别说吃,他打从娘肚子里出来到现在,连见都没有见过。没见过的菜怎么个吃法呢,他以不变应万变,反正拿着筷子按兵不动。他要看人家是怎么样的吃法,然后,自己才学着人家的样子慢慢地吃起来。菜没吃过,这桌上的茅台酒可是喝过的。那是长征中攻打毛炳文部时,从毛文炳家里抄出来的,不过两种喝酒的环境不同而已。那次喝茅台,侯礼祥只请了杨得志一人来营里悄悄地喝。这次喝茅台,是杨得志带着军级将官陪他喝。  

席间,杨得志将小一辈的将军们一个个介绍给侯礼祥,并且,小将军们在杨司令员的带领下,又一个个轮番给他敬酒。小辈的将军们有的称侯礼祥为侯老,有的干脆称他为侯将军。称侯老还差不多,称侯将军那都是比照杨得志而恭维的。侯礼祥哪里记得这么多面孔,他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一个劲地喝酒。酒劲一上来,侯礼祥脑海里立即浮现一种美丽的海市蜃楼:此时,他不再是一个跪下左腿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指挥这些年轻将军们远征后凯旋的侯大元帅。  

杨得志看侯礼祥瘦削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说话时舌头都伸不直了,觉得他的酒量差不多了,立即吩咐部下们打住,并要贺参谋将侯老搀扶回房休息,自己也该走了。临走,他对侯礼祥说:“老侯,这次济南之行我就将你接待到此,余下的时间就由贺参谋来安排你。现在林副统帅抓军队建设抓得很紧,我们军人可是身不由己的,你就不要见怪了。”  

“首长,这次济南之行,我很快活。单凭今天的这桌酒席,我就知足了。别的我倒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我头上的这家伙,你可要下点力气才行啊。”  

“好,我心里有数。”  

“再见吧,首长,我不虚此行。”侯礼祥回到招待所,心中余兴不散。他想,我侯礼祥能有今天也算不错。想昔日长征途中,好多战友马革裹尸都不可能,而是葬身雪山草地,或者抛尸雪山草地呀。  

侯礼祥和在小旅馆里一样,依旧脸不洗,脚不擦,和衣倒在床上睡起大觉来。好大一会,他又从床上爬起来:“妈的,今天怎么失眠了!”在家里,他睡惯了高粱秆铺的床,硬邦邦的,胀得圆鼓鼓的稻草枕头十分催眠。今天,他睡的是棕绳绷成的床铺,上面放了四五寸厚的海绵,上面再放了两床新弹的棉絮。他一睡到上面,身子就沉了下去。这样舒服的床怎么享受得了啊。越是睡不着,他越是七想八想。他一忽儿想起长征,一忽儿想起被打成反革命,一忽儿想起将军陪酒,一幕幕电影在脑子里轮换着放。  

夜里,服务员来过好几次,想给他关掉灯,以节约用电。可是,人家来了几次,灯都没有关掉。天大亮了,服务员来做清洁。房门一开,一般烟臭酒臭将人家熏得后退了几步。  

早晨上班后,贺参谋安排一辆小轿车,将侯礼祥拉到济南市区观光。济南市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泉四大泉群,无不看到。千佛山、南大寺、历下亭以及李清照纪念堂,处处参观。  

  

依依惜别,杨得志送钱送粮;

坐软卧火车,侯礼祥无限风光  

侯礼祥在济南城一连玩了三天,打从公社林场出逃那天算起,已快半个月。他急于要回自己的穷家了。家里老婆、孩子、孙子说不定正为他不知去向而着急呢。他们哪里知道我竟然逃到这里吃山珍海味,玩山游水来了。他想。  

回家的那天中午,贺参谋提着鼓鼓囊囊两个大包,来到侯礼祥的房间。他高高兴兴地说:“侯老,你硬要回去,我们杨司令员不好勉强你。他要我跟你把火车票买好了,今天晚上济南有火车直开武汉。到时候,我再来送你上车。”说着,贺参谋打开两个大包,将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床上给侯礼祥看:“这是一套单衣,你拿回去将身上的换下来。这是一套春秋装,换季再用。这是一套冬装,外加一件皮大衣。这是单皮鞋,这是毛皮鞋,还有毛巾、袜子。这是水壶,拿着路上好喝水。”一会,床上摆得像个杂货铺。  

侯礼祥看得眼花缭乱,口里连连说:“这次可把你们吵闹狠了,我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呀。”  

侯礼祥看过这些东西,贺参谋又将它们一样样装进大包里。接着,贺参谋又拿出两个信封。他指着一个说:“这里面装的是一百块钱,二十斤全国粮票。这都是杨司令员给你的,你老清一清。”  

那时候还没有五十和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一百块钱也就是一大扎呀。侯礼祥连钱带信封一把接过来,就揣在衣兜里,口里连称:“多谢,多谢。”他哪里好意思当着人家贺参谋的面来清点这笔意外之财呢。要知道,那时候的钱可金贵,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才六七十块钱啊。  

接着,贺参谋又拿出一个信封,十分认真地说:“这封信你得好好拿着。这是杨司令员写给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的亲笔信。你拿着这封信去武汉找曾司令员,他会解决你的后顾之忧的。”  

侯礼祥一听曾思玉的名字,大吃一惊,连忙问:“谁呀?哪个曾思玉?是不是我们攻打腊子口的时候,我们营的那个副营长?”  

贺参谋说:“这个,我可不清楚。您得问问司令员才行。”  

“那好,请你赶快给我打个电话。我找杨司令员问问。”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杨得志任职武汉;  

老首长亲赴荆州视察,为侯礼祥平反昭雪  

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大军区除新疆、成都、昆明三大军区外,其他八大军区司令员全部对调。这样,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互相换了位置。  

杨得志司令员来到武汉,对弄清侯礼祥的问题,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极大转折。  

1974年4月中旬,也就是杨得志来武汉不到半年,他沿鄂北到鄂西视察“三线建设”,然后从鄂西转到荆州。这是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以来,首次到荆州视察工作。  

荆州军分区司令员粟侠辉,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杨得志。谈完工作,杨得志突然问粟司令员:“侯礼祥在哪儿,你给我把他叫来!”  

粟侠辉愣了一会儿:“谁是侯礼祥?”接着,他急忙吩咐下属们打听侯礼祥其人其事。  

自古以来,荆州和江陵的首府都在荆州城内。所以,杨司令员到了荆州也就等于到了江陵。到了江陵,他自然就会想起两年前曾向自己求救过的老战友侯礼祥。  

粟司令员知道侯礼祥是江陵县人时,亲自给江陵县打电话。江陵县委办公室接到荆州军分区打来杨得志司令员要见侯礼祥的紧急电话,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此时,他们对侯礼祥其人其事,心里尚无底无数。于是,江陵县兵分三路开始行动:第一路人马到江陵县招待所待命;第二路人马到县民政局,务必迅速弄清侯礼祥的简历及现实表现,以便杨司令员查询;第三路人马,即县委、县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务必在家恭候,以便听从杨司令员的指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侯礼祥正准备来县里上访,区公所的通讯员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到了他的家里:“侯礼祥,县里要你马上去一下,说中央有一位大首长要见你。你快去吧。”通讯员不到二十岁,照理他该叫侯礼祥伯伯或爷爷,但是,当时对四类分子能直呼其名,这也算是客气的。  

此时,侯礼祥像掉进长江抓住一根救命木棒的人。他心里想,也许是杨得志来了。要是他来了,我侯礼祥就有了出头之日!实际上,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消息,他老早就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当大官的除了杨得志、杨勇外,哪个中央首长还会来见我呢,八成是这小通讯员说话没有到位。  

“好好,我这就去。来,你把自行车借我用一用,我马上就还给你,好吗?”侯礼祥还没等通讯员反应过来,夺过他手里的自行车,骑上去就向区公所急驰。  

侯礼祥骑车到了离家二十多里远的熊河区公所。没等他下车,那位曾到他家“追逃”的干部半是讨好,半是讽刺地说:“老侯啊,杨得志司令员点名道姓要见你。这次恐怕不把你调到中央,也要调到省里呀。”  

侯礼祥瞪了他一眼。平日里就是这家伙作怪,他没好气地说:“我就盼着这一天。若真有这天的话,我一定把你也带去。我的儿子、孙子们都等着这一天呢!”  

侯礼祥本来是想到区公所里后,再打听一下,到底是谁召见自己。这位老兄一说,他悬着的心立即放了下来。这时正值中午,区机关的人都休息去了。侯礼祥将自行车往区公所院墙边一靠,爬到区委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就睡起午觉来。  

一会儿,县里又催电话了:“喂,熊河区吗?侯礼祥找到没有?如果找到了,你们要迅速将他搞到县里来!”  

区公所明明有人看到侯礼祥来了,但是,当工作人员去找他时,却又不见了他的人影。区公所的人到处找,直到下午上班时,人们才在办公桌上发现正在打鼾的侯礼祥。  

那时,区公所都没有小车,县革委会机关里才有三辆武汉牌吉普车,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区里找到侯礼祥后,专门安排两个人像押犯人一样,把他押上了一辆路过熊河的,由大货车改装的代客车。  

代客车载着侯礼祥直开江陵招待所。江陵县民政局的人们老早就等在那里。他们将侯礼祥安排在一间单人客房里,要他暂且休息,不得乱跑。谁知,民政局的人刚一离开,他就一个人溜出去了。  

下午,杨得志要与侯礼祥共进晚餐,地点就在荆州军分区招待所小餐厅。开饭前,杨司令员想提前找侯礼祥聊聊。可是,荆州军分区奉命通知江陵县时,江陵招待所里怎么也找不到侯礼祥的踪影。江陵县从县委书记到县革委会正副主任一个个急得要命,立即通知县革委会办公室和县民政局分头去找。他们又分三班人马:一班人去侯礼祥有可能去的亲戚家找;一班人去闹市中心的商店找;一班人去风景名胜处找。约找了二三个小时,人们才发现侯礼祥在荆州城西门城墙上观风景。  

“我的侯爷王爷,您哪里不好玩,怎么偏偏要来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您害得我们好苦哇!”时任县民政局优抚股长的何文泉说:“杨司令员接您去吃饭,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  

“啊,杨司令员请我吃饭?谁请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吃饭?世界上哪来这等不讲无产阶段立场不讲革命原则的人?杨司令是什么人?他设鸿门宴,我不去!”侯礼祥的目光看得远远的,望都不望何文泉一眼。  

好久好久,何文泉好说歹说,才把他从城墙顶上慢慢地劝了下来。  

  

进晚餐,坐在司令员身旁;  

当众告状,杨得志拍案而起  

一路上,侯礼祥不光继续装蒜,“吊胃口”,而且还在想点子如何应付杨司令员接见他,这个非同寻常场面。他想,这么多年来,地方上的人就是不相信我侯礼祥拖过长征,就是不相信我侯礼祥与杨得志有过交往。今天,我就是要在你们面前好好亮一亮相,风光风光给你们看看。  

后来任荆州区劳动局局长的何文泉说:“当时,我们用县革委会最好的北京吉普车,把侯礼祥从西门城墙边,直接送到荆州军分区招待所。杨司令员他们那么多人都在餐厅里,只等侯礼祥一人来开饭。我们心里都是毛焦火辣的。进餐厅的时候,侯礼祥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的是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办公室及县民政局的头头脑脑们,再后面就是我们这些办事员。”  

侯礼祥的眼睛很好,一进餐厅,他老远就认出杨司令员来了。  

“唉,你是老杨啦!”侯礼祥用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话,大声地跟杨得志打招呼。“老杨啦”三个字拖腔特别长,特别难听。接着他又说:“机日(今天)是轰个(什么)风把你吹到得里(这里)来的呀!”  

此时,餐厅里万籁俱寂,所有目光“唰”地一下对准了侯礼祥,所有的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餐厅里只有侯礼祥的鞋底磨擦水泥地板的“嚓嚓”声。  

“啊,老战友,你还好吗?”杨得志爽朗的笑声和问话,打破了餐厅里死一般的沉寂。大家又“唰”的一下,将目光转移到杨得志身上。人们满以为杨司令员会对侯礼祥的大口大气有所反感,谁知道他对“老杨”并没有在意。此时,杨得志走下座位,大步向侯礼祥走去,并远远地伸出手来,抢先将侯礼祥的手握住。这时候,大家才将为侯礼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顿时,餐厅里的气氛活跃起来。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杨得志拉着侯礼祥的手,对在场的所有人说:“这是我的老战友,侯礼祥同志。红军长征途中,我负伤后,就是他把我背下火线的。”  

“哗哗”,不知是谁带头鼓掌,餐厅里顿时一片掌声。  

“来,来坐。”杨得志将侯礼祥安排在自己的左边坐下。原来坐在杨司令员身边的荆州地委书记主动地让出一个座位。  

接下来,江陵县的所有领导和办事员,被安排在另外两张饭桌上坐下,陪杨司令员与侯礼祥吃饭。此时的侯礼祥,恐怕才真正领会到中国成语“狐假虎威”的丰富内涵。他那平日里积压下来的怨气,似乎得到了彻底地宣泄。  

“老战友,你在长征途中负的伤还发不发呀?”侯礼祥坐定,杨得志问他。  

“发,怎么不发呀,特别是变天之前发得厉害。可是,发又怎么样呢,没有钱医治呀。”  

“怎么,你的老红军待遇没有落实?”杨得志大吃一惊。  

“人家不干嘛!”  

“谁不干?是不是江陵县委的问题?”  

“倒不是江陵县委的问题,就是那个姓罗的主任作梗,像个抵门杠,怪搞怪搞的。”  

“罗主任是个什么人?”  

“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  

此时,杨得志拍案而起:“江陵县来人没有?”  

县委王书记起身答道:“来了。”  

“你们给我查一查,姓罗的是个什么政治背景?他为什么对我们的老红军如此没有感情?”杨得志的话音一落,全场又万籁俱寂,大家面面相觑。  

杨得志发脾气之前,在座的人都有趣地在那里听他和侯礼祥两人一问一答地说“相声”。尽管侯礼祥明显有告状的意思,但谁也不愿意插一句话,以免扫了他们的兴。此时,杨得志要追查罗主任的政治背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杨司令员,侯老这事儿,要说怪也不能怪人家罗主任。”等杨司令员稍微冷静了一下,另一桌座位上慢慢站起一位和侯礼祥年岁差不多的人。他操着北方口音解释说:“其一,人家罗主任一直没有接到过任何上级关于落实侯老待遇的指示;其二,公社和区公所两级基层革委会,从来没有向县里送交过任何侯老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要求平反的文件资料。人家光听侯老的口头申请怎么好立案?人家办事没有任何依据,不符合立案程序嘛。”  

杨得志听到这话蛮有道理,笑了笑,依旧坐到座位上,问:“你叫什么名子?是干什么的?”  

“报告首长,我叫杨厚德,军人出身,现在是江陵县革委会副主任兼民政局长。”  

“哦,咱们都姓杨,是家门。”杨得志继续笑着。突然,他把话题一转,严肃地对所有在座的人说:“你们不是要上面给个指示吗?我告诉你们,侯礼祥同志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当过红军团长。攻打敌人岷州至腊子口封锁时,他救过我的命。他也多次负伤,我可作证!”  

此时,杨得志虽然没有明说要荆州地区和江陵县领导落实侯礼祥的待遇,但其强硬态度足以令在座的地县两级领导心领神会。于是,他们赶紧表态:“侯老的问题,我们马上成立专案组,立即调查落实。”  

“好,好。这样,我就放心了。”杨司令员高兴地端起酒杯:“来,喝酒!”  

酒过三巡,杨得志又问侯礼祥:“老战友,你还有什么困难,趁我和地县两级领导都在这里,你就说吧。”  

侯礼祥欲言又止:“首长给我解决了大问题,我就知足了,不过,还有些小事就算了吧。”这时候,侯礼祥将“老杨”的称呼,改成了“首长”。  

“哎,老战友,别客气嘛,趁热打铁,有话就说!你过去流血流汗不说,就这几十年挨批挨斗,给点补偿也是应该的嘛!”  

“首长,那我就说呀。”侯礼祥看了看杨司令员,又将目光扫视了一下地方领导:“到现在,我还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能不能给我解决几立方木料和一些砖瓦,让我做三间房子。”  

“这个要求不过分嘛。”杨得志对粟司令员说:“你们地方上有没有困难,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从三线建设的军用指标中给他解决。”  

县委王书记立即表态:“没有困难,我们县里可以解决。”  

鉴于侯礼祥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当天晚上,杨得志就敦促地县两级比照一个标准,暂时解决侯礼祥看病和吃饭的经济困难。最后,大家统一思想,暂时给予侯礼祥国家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的待遇,即除每月发给四十块钱的固定工资外,看病吃药的钱全部报销。  

  

成立专班,内查外调;  

大人物动笔,给侯礼祥写证  

杨得志离开荆州的第三天,江陵县成立了“落实侯礼祥政策”的专门班子。专班分为两套,一套班子负责落实其政治历史问题,称专案组,也有人戏称“侯案组”。另一套班子负责为侯礼祥脱贫解困,称“解困组”。  

相比之下,“解困组”的事比较好搞。任务主要是解决侯礼祥衣食住行看病就医。工作专班主要由县民政局优抚股的工作人员组成。一个月之内,他们就在吴桥村为侯礼祥建起了三间大瓦房。从此,侯礼祥有了自己的房产。接着,“解困组”又将侯礼祥一家八口人全部转成了国家商品粮户口。侯家成了住在乡下的城市人,昔日对侯家颇有成见的人,此时无不刮目相看,投以羡慕的眼光。  

专案组由四人组成,县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彭加伏任组长。专案组成立第一天,彭组长就把侯礼祥请到县招待所住下来,要他提供一切能够证明他的经历的证人。专案组根据侯礼祥提供的材料,将工作任务和工作人员分为三大块。第一大块主要是函调,即对侯礼祥在长征和在延安革命时期的证明,一律通过信件调查获取。这一段时期的证人,要么已故,要么已经成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彭组长想,要找这些高级领导当面调查,仅出入那些深宅大院都不容易。因此,邮件“函调”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第二块主要是找本地人,调查侯礼祥从延安回乡后“杀人投敌”的问题。这一部分人主要在民间,比较好接近。第三块是查阅敌伪档案,从敌人那里调查侯礼祥“替坏人干事”是我党委派,还是他自觉自愿所为。  

4月21日,彭加伏要熊河区永兴人民公社首先报来了《关于要求纠正侯礼祥被错划反革命分子的报告》。有了这份报告,专案组为侯礼祥立案进入程序,也就有了依据。  

熊河区报来的这份《报告》,比起他们早期为侯礼祥所填写的《专政对象摸底表》,在“公社党委意见”一栏里,加盖了“江陵县永兴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印章,而作为永兴人民公社的上级,熊河区公所仍然没有盖章,也没有为侯礼祥平反昭雪提出任何观点。  

紧接着,县专案组根据侯礼祥本人的申诉和调查线索,向中国党政军相关高级领导人发出了第一批调查函。  

专案组最早收到的证明材料,是杨得志司令员亲笔书写的。他为侯礼祥提供了三份证明效果极佳的文字。他的第一份证明材料,只在县专案组寄去的《调查函》的空白处写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  

侯礼祥同志负伤是事实,我可作证。  

                                                                                           杨得志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三日

他的第二份证明材料由武汉军区政治部代写,杨得志签名,时间是1974年11月22日。全文如下:  

一、我任中国工农红军一团团长时,侯礼祥同志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以后我调离红一团,与侯礼祥同志就不在一个单位了。他以后是否当过团长、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留守处作战参谋等职,我不清楚。  

二、侯礼祥同志在红一团时,是共产党员,但他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恢复党籍,请你们依据中央有关规定和调查情况由县委决定即可。  

三、侯礼祥同志当过红军,这是事实。我和肖思明同志(现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原红一团参谋)可以证明。现在能不能恢复他的红军待遇,请你们根据中央规定和他本人情况研究决定。如果符合中央规定,就恢复其红军待遇,如果不符合中央规定,请向他解释清楚。  

他的第三份材料由武汉军区司令部代写,杨得志、肖思明签字,并加盖了武汉军区司令部公章,时间是1957年元月31日。全文如下:  

江陵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民政局:  

最近,侯礼祥同志又提出他在红军时期任团长的问题。我们共同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杨得志同志调离红一团到红二师任师长时,侯礼祥同志当过红十三团团长。  

特此证明

12月21日,杨勇将军用毛笔在新疆军区公用笺上写的证明,给江陵县专案寄来了。杨勇将军的字工工整整,十分认真。这份证明材料还盖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的公章。证明全文如下:  

湖北省江陵县革命委员会:  

李祥,湖北人,1936年,我在红一师任政治委员时,李祥确任过红一师十三团团长。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李祥到延安红大学习去了,据说,回原籍了,以后情况,我不清楚了。  

                                                                                                    杨勇  

                                                                                           1974年12月21日  


史料记载铁板钉钉,  

担任伪职也是组织安排  

外调材料回来差不多了,专案组开始分析研究。根据杨得志、杨勇、肖思明的证明,侯礼祥曾任红军团长无疑,因为这毕竟不是孤证啊。  

13年后,即1987年7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与军事博物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明确记载了侯礼祥(李祥)为红十三团团长,及延安时期(含八路军总部)警务第一团,即中央警备团副团长的事实。当时,警备第一团团长是贺晋年,政委是钟汉华。这两位将军都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任过武汉军区很重要职务。  

侯礼祥回地方之前的历史真相大白,完全可以认定其为老红军。可是,他回家之后十来年与党组织脱离关系,而且确实杀过人,民愤较大,这些问题又该如何定性呢?  

专案组决定先弄清他从红区到白区的组织接转情况,再层层剥笋,弄清他在地方的政治表现。关于组织接转的问题,专案组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当年任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书记的魏西同志。  

专案组办案期间,魏西同志任中共荆门炼油厂党委副书记兼副厂长,以后他又调任武汉医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此间,魏西同志曾写过两份证明。证明全文如下:  

侯礼祥同志是一位老红军团长,有关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一九三九年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以准备开展我省湖区的武装斗争。党派我任中心县委书记。五月以后,我接待了从延安转业回乡的侯礼祥同志,他交给我两件组织关系。一件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转来的介绍信,另一件是延安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退伍证明书。  

二、我接到侯礼祥的介绍信,在沙市“战地文化服务社”(党组织的秘密联系点)和侯礼祥谈话,要他回到地方继续为党工作。随即将侯礼祥转介绍给郝穴区委书记陈克东同志具体安排。  

三、一九四O年初,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为了开展监利县的工作,从沙市和江陵抽调一批干部去监利,侯礼祥同志是被抽调的干部之一。  

四、侯礼祥到监利后,通过统战关系,当了一段时间的伪联保主任。没有党的关系,侯礼祥不可能到另一个县当上联保主任。  

魏西同志提到的陈克东,在落实侯礼祥政策时,正是广东省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领导。此件,魏西同志已经把侯礼祥从延安到地方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接着,就要弄清侯礼祥在地方上的问题了。  

要搞清地方上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难的。当年,监利县洪湖区域的老百姓见到的侯文彬(侯礼祥),是一张狰狞的面孔。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联保主任,有些时候他必须干些“欺压老百姓”的事,以掩护自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所以,谈到当年的侯文彬,大家就咬牙切齿。至于他在监利县朱河镇洪湖湖区杀土匪的事,专案组的人取回的是一张盖有三枚公章、十多枚手指印的负面证明材料。证明材料称侯文彬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并且要政府向他讨还血债。这样一份材料,无疑是对侯礼祥在地方工作的全盘否定。为了慎重起见,彭加伏派人再次到取证的地方调查。调查证实,在这份证明上盖公章和押手指印的人,几乎全是被侯礼祥杀掉的那人的亲属和后人。  

1975年1月31日,中共江陵县委根据专案组的报告,作出了《关于侯礼祥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结论意见如下:  

侯礼祥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除自首和参加国民党问题外,其他查证情况与本人交待相符。根据党的政策,不属于历史反革命,其反革命分子帽子纯属错戴。为此,县委决定:  

一、公开宣布侯礼祥同志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为错划,立即恢复名誉。  

二、本人为申诉外出上访所有路费,据实报销。  

三、侯礼祥同志曾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功大于过,同意恢复其红军待遇,由县民政局报省民政厅审批。  

四、侯礼祥同志长征途中多次负伤,其伤残至今未愈,应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由民政部门补发有关证件。  

五、1942年至1962年,侯礼祥同志不积极与党组织联系,并未缴纳党费,已属自动脱党,不应恢复党籍。  


红军待遇落实了,

党籍问题抱憾终身  

 侯礼祥落实了红军与残废军人待遇,名声一下子扶摇直上。荆州地区和江陵县的新闻单位接踵而至,争相报道。或专访,或连载,“反革命分子”变成了明星。随着新闻效应的扩大,相关单位纷纷慕名相邀,特别是教育单位,都来请侯老去给孩子们作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到了学校,侯老往主席台一坐,孩子们将红领巾往他脖子上一戴,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和“过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就滔滔而出。  

当地新闻单位搞了一遍,各单位也请他去讲了一圈,侯礼祥觉得“余热”发挥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去找相关组织落实自己的党籍问题。他想,自己已是风烛残年,总不能带着“自动脱党”的遗憾,去见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吧。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江陵县委已经明确态度:不应恢复党籍。若要将党籍问题的“案子”翻过来,看来得上北京了。当时,杨得志、杨勇等老战友们已经调回北京,并都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侯礼祥决定最后一次去拜见他们。一则,老红军的待遇落实了,应该去北京谢谢他们。二则,看看党籍问题还有没有“救”。  

既然要谢人家,总得要带点东西去吧。带什么东西好呢?他想,人家什么东西都不缺呀。带点吃的喝的,恐怕不卫生,反把首长弄病了说不清楚。算了,吃的喝的,地方上的土特产都不带,就带一份《关于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诉》吧。  

侯礼祥来到北京,杨得志将军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了。杨得志接过侯礼祥的《申诉》,在《申诉》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将它转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  

他在杨得志、杨勇两位老将军的家里分别玩了几天。两位将军都在将军府里与他合了影留念,又派军用专车带他看故宫,逛长城和颐和园。回家的时候,两位将军分别送给侯礼祥不少钱物和高档军衣。杨得志还在自己最近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横戈马上》签名,赠送给他。遗憾的是,侯礼祥与杨勇将军则是最后一次见面。1983年,杨勇将军去世了。  

侯礼祥说,从北京回家前,他见到了宋任穷同志,宋任穷热情地接待了他,也送了些衣物给他。  

感情归感情,原则归原则。宋任穷将侯礼祥的《申诉》批给中央组织部:“请你们研究处理”。时间是1981年10月28日。  

很快,也就是宋任穷部长签字后的第十四天,即11月11日,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又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侯礼祥党籍问题的批复件,通知给了中共荆州地委组织部。接着,地委组织部又迅速通知江陵县委组织部,都是要求将侯礼祥的党籍问题“调查处理”,并且“结果望告”。  

1984年4月14日,中共江陵县委组织部给中共荆州地委组织部的相关报告称,“根据组织原则,侯礼祥的党籍不能恢复”。  

侯礼祥从北京回来之后,身体越来越差。为了看病就医方便,他要求县民政局重新在江陵县第二大城镇郝穴镇,为自己做了一栋二层楼房。从此,侯礼祥蹲在郝穴镇,很少外出。  

1988年,张世春先生跟侯礼祥同志录了二十多盘磁带的音。他说他死了也要去找马克思和毛主席解决党籍问题1990年,侯老跟我写了一封绝笔信,并赋诗一首。  

1991年冬,他去世了。我不知道他找到毛主席没有,党组织关系是否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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