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之玉

发布日期:2019-02-22 16:28    来源:县档案局    阅读: 次   字体:[] [] []

       彭之玉,别名玉林,1907年3月出生于江陵县沙岗三户街。父亲彭成银,本是乡村裁缝,后开酿酒作坊。彭之玉出生时,家里已较为富裕。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彭之玉刚满6岁就进了本地一家私塾。由于他聪明好学,被地方名绅王子清看中,收为义子。

       1923年,16岁的彭之玉结束了家乡的私塾生活,东下武汉考入私立武昌共进中学。当时的共进中学已有秘密革命组织活动,《新青年》、《觉悟》、《向导》以及《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在这里被广泛传阅。新的革命理论启迪了少年彭之玉的思想,开阔了视野。他摆脱传统的仕途观念的束缚,参加学校的秘密革命组织,并特意向家里要了100多块银元交给组织作活动经费。他利用旅省同乡会的关系,联络和发动江陵籍同学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他以为,中国受人欺凌的主要原因是民众没有觉醒,国民不齐心。因此,只要全国人民一致觉悟起来,坚决抵制仇货,使帝国主义失去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帝国主义侵略者自会不战而垮,国富民强也就指日可待。正是这种朴素的革命意识,指导着他的行动。

       1925年,彭之玉参加了五卅运动,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此后,他经常走出校门,深入工厂作坊,调查了解工人、市民的生活,启发他们的斗争觉悟,鼓动工人们起来革命。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彭之玉离开共进中学,投笔从戎,参加周逸群领导的北伐军左翼宣传队,随驻湖南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贺龙第一师北伐。

       在北伐的一次战斗中,彭之玉身负重伤,因而告别军旅,由中共湖北省委派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回到家乡后,彭之玉寄住在一位族叔家。族叔的房子大,分前后四重,又是单家独院,紧挨与白鹭湖相通的东庄湖,便于聚散。很快,这里就成了一个革命者秘密活动的联络点,陈香波、刘赤声、王子香、戴绍鼎等一批共产党人时常聚集于此,共商革命工作。

       当时,地处江(陵)监(利)潜(江)三县交界的江陵东部农村,交通闭塞,封建礼教根深蒂固,反动势力极为猖獗。穷苦人们尚未觉醒,以为终年劳累不得温饱皆因“命里注定”、“前世造成”。鉴于这种状况,彭之玉决定把工作的突破口放在一些塾师身上。他化名“撇耳先生”,以游学佬的身份出入于周围各村庄的私塾,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党员,组建了新观地下党支部,他任书记,支部成员有彭之仁、彭之森、马子厚、马西文、董希香等十余人。随之,他又筹办建立了国民党新观分党部,以合法名义发动和领导新观一带的农民运动。到年底,新观农民协会成立起来,农民们扬眉吐气,为自己平生第一次做个真正的人而欢呼不已。彭之玉带领农协会员将新观周围的祠堂、土地庙拆毁,将一些老坟上的石碑搬到新观铺街道,大户人家祖坟墓碑一下子变成了穷人的垫脚石。他还在新观至沙岗之间组织了“密查队”、儿童团、商民协会、妇女协会。这些组织在党的秘密领导下,严惩劣绅,禁烟抓赌,取消苛捐杂税,提倡男女平等,号召妇女放足,反对封建迷信,大张旗鼓地宣扬革命。

       新观人民破天荒的革命举动,犹如狂飙突起,在这古老而偏僻的水乡掀起了惊涛骇浪。彭之玉的父亲对这些“异乎寻常”的行为大为反感。一些豪绅地主纷纷上门对彭之玉的父母施加压力,要他们好好管束这个“逆子”。彭之玉知道一时不可能说服父母,便只好开诚布公地说:“人生在世哪能只图个人安乐?要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他劝父母不要替他担心,不要怪他忤逆不孝,也不要对他这个独生子抱什么“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指望。父母知道无法管住儿子的心,只好收养一子,以续彭家的香火。

       义父王子清对彭之玉的所作所为更是深恶痛绝。他先是责备,继而力陈利弊,并主动提出要到省里给彭之玉谋个职位,保他飞黄腾达,一生荣耀。彭之玉婉言拒绝道:“难为您一片好心!只是我既不想做官,亦不想发财。”

       王子清勃然大怒:“哼!忠告你,以后若还蛊惑人心,犯上作乱,可别怪王某抹脸无情!”

       新观农民运动发动起来后,彭之玉考虑到要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因而再度东下武汉求学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党派他回乡准备秋收暴动未获成功。年底,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荆江两岸举行年关暴动。彭之玉和陈香波等江陵地下党领导人在黄彩马氏宗祠连续召开了三次秘密会议,按上级要求成立了暴动委员会;拟定了周密的暴动计划;正式组建了百余人的江陵县农民赤卫军。当时武器十分缺乏,他就和同志们一方面是筹资购买,一方面到敌人手里去搞。

       彭之玉有个小时候的同学在胡家场民团当团总,此人名叫陈茂明,因其凭着有人有枪,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老百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活阎王”。彭之玉决定去会会这个“活阎王”。12月31日,荆州平原,北风呼啸。陈茂明的团防兵买鱼买肉,要在元旦饱餐一顿。晚上掌灯的时候,彭之玉、马子厚等三人出现在陈茂明的住处。马子厚手提两瓶汉汾酒和两包连环酥。陈茂明见到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彭之玉,先是一惊,继而露出奸笑:“哟!老同学,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实在是稀客,快请坐!”边说边将彭之玉让到火盆跟前就坐。为了打消陈茂明的疑虑,彭之玉摘下礼帽,风趣地说:“这些年我求学在外,听说你当了团总,特意选定今天这个好日子,前来和你热闹热闹!”

陈茂明请客人入席,还令两个团丁专事“斟酒”。席间,彭之玉、马子厚轮番地向陈茂明“敬酒”,灌得他头已发晕,语无伦次。彭之玉见时机成熟,举杯走近陈茂明,假借碰杯,顺手摘下陈茂明腰间的手枪,马子厚和另一个队员也下了两个团丁的枪。陈茂明抓起军刀朝彭之玉劈来,彭之玉一转身,将陈茂明踢倒在地,狠狠地踩了他几脚,陈茂明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就在彭之玉开始行动的时候,早就埋伏在外面的三个队员也干净利索地解除了其他团丁的武装。彭之玉说了声“老同学,后会有期!”带着赤卫队员消失在夜幕中。仅此一次,他们就夺枪9支。

       1928年1月22日(农历腊月三十),沙岗、白鹭湖一带天气晴好。在阳光照射下,一望无边的白鹭湖泛起层层金波。就要过年了,渔民们也顾不得休息,撑起渔船向湖中心飘去。

       夜幕降下,远近的村子里响起阵阵鞭炮声。这正是人们吃团圆饭的时候。根据沙岗年关暴动计划,赤卫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兴发、邓诗富带领,占领沙岗;一路由彭之玉、陈香波指挥,奔袭白鹭湖水警队。战斗打响的时间是23日子夜,农家除夕鞭炮一响,立即发起攻击。

       彭之玉身穿北伐军军服,挎着手枪,更显得英气勃勃。队伍刚刚出发,就刮起大风,彭之玉高兴地说:“好兆头。”一阵急行军过后,队伍到达离水警队炮船码头不远的地方,彭之玉让每个战士在右臂系上白布巾,就地分散隐蔽,随时准备战斗。

       这时,水警队炮船上闹哄哄的,不时传出麻将声,还能听到天门小调。岸边的哨兵大概喝多了,没精打采,坐在哨棚里抽闷烟。

       不一会,左前方农家门口挂上了一只红灯笼。有信号了!顿时,各村各家各户都燃起了鞭炮。彭之玉左臂一挥,第一梯队的几十名战士跃身跳上敌船,齐喊:“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水警们不敢反抗,一个个举起了双手。水警队长刚想开溜,两支乌黑的枪口已抵在他的太阳穴上,只得乖乖投降。两个哨兵想跑掉,被第二梯队的战士们活捉。

       彭之玉走上船顶平台,向沙岗癓望,只见那里火光冲天。战士们兴奋地喊着:“成功了!暴动成功了!”

       战斗全部结束,缴获炮船一艘、土炮一门、长枪28支、子弹10箱,俘敌28名,沙岗镇上监卡被焚烧,劣绅朱敬亭的鸦片馆也被捣毁。

       大年初一上午,数千人在沙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四乡八里汇聚沙岗镇上,彭之玉、陈香波等暴动委员会领导人在这里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江陵县农民协会,陈香波任委员长,彭之玉、马子厚等为委员;江陵县农民赤卫军更名白鹭湖游击队。最后宣布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劣绅李安久和五帮会头子孙昌富。

       1928年1月30日,中共江陵县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彭之玉当选为县委委员。

       这时,贺龙奉党中央之命来到了湘鄂西,准备开辟根据地。彭之玉得知信息后,和陈香波商量,派交通员徐开芝前往监利迎接贺龙。2月初,贺龙来到了沙岗,在朱明德客栈会见了彭之玉和陈香波。他对这两位北伐时的老部下显得格外亲近,夸奖道:“你们年轻人办法真多,在家乡干起了大事呢!”彭之玉和陈香波向贺龙详细汇报了沙岗年关暴动的情况,介绍了沙岗白鹭湖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地理条件、风土民情,以及下一步的打算。贺龙对沙岗白鹭湖险要的地势和淳朴的民风很感兴趣,要求白鹭湖游击队与监利口游击队及贺锦斋部取得联系,形成犄角之势,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贺龙再三强调,我们现在的力量小,要用打游击来对付敌人,逐步扩大,逐步增强实力。

       按照贺龙的要求行动,沙岗白鹭湖游击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形成了沙岗、白鹭湖方圆几十里的红色区域,成为鄂西革命的中心区域之一。

       4月,屈阳春、段玉林带领石首、华容地区的游击队转移到白鹭湖,与彭之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壮大了革命力量。部队经过短时的休整,于4月20日东下洪湖,一举攻克峰口重镇,缴获步枪18支。

       打下峰口不久,彭之玉得知胡家场团总陈茂明又犯下新的罪行,决定亲手除掉这个祸害。7月的一个阴雨天,彭之玉身着长衫,手持一把红纸伞,只身步入胡家场团防局。正在洗脸的陈茂明对突然到来的彭之玉毫无戒备,慌忙招呼彭之玉到大厅里坐。彭之玉说:“我有事,马上就走。你来,我有话跟你说。”说罢转身便走。陈茂明一时茫然无措,只好跟在彭之玉后面。刚到天井间,彭之玉回头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团丁们闻声赶来,只捡到一个弹壳,不见彭之玉的踪影。这样一来,彭之玉更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人民群众称赞他,地主豪绅害怕他,反动当局悬赏捉拿他。同志们为他担心,彭之玉笑着说:“敌人想拿我的脑袋来吓唬革命群众,那是做梦!”有一天,他刚回到家,国民党军就跟踪上来了,很快包围了村子。彭之玉灵机一动,化装成农家少妇,随同几位妇女扛着锄头出了村,让敌人扑了个空。为此,同志们给了他一个“革命女侠”的绰号。

       10月16日,中共江陵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彭之玉当选为常委。这时,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交给他一个任务——筹备即将召开的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1929年3月6日,鄂西特委扩大会议在沙岗召开。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根据目前蒋桂军阀准备混战、敌鄂西防务空虚的有利形势,特委决定发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会议结束后,彭之玉和陈香波等江陵县委负责人积极按照特委要求,率先在沙岗竖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成立了江陵县工农兵政府,将白鹭湖游击队改编为江陵县工农兵大队。不久,特委将江陵、石首、监利三县的游击武装整编为鄂西游击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原由邹资生指挥的特务大队编为第一中队,彭之玉和段玉林负责指挥。第二中队由段德昌领导。一中队以沙岗、白鹭湖为大本营,与二中队紧密配合和策应,纵横驰骋于荆江两岸,短短17天时间内,作战10余次,锋芒所向,势如破竹。

       3月中旬,彭之玉和段玉林挥师夜渡江南,出其不意地击溃石首团防匪首袁福阶控制的“神兵”,攻占江南要地陈子山、沙林子等处。石首城守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游击队一鼓作气,连夜进占县城,获枪80余支和大批弹药,打开监狱救出70余名党员和无辜群众,游击队声威为之大振。3月31日,游击队攻克监利下车湾,旋又激战石首小河口,重创敌军。

       小河口告捷后,彭之玉指挥部队乘胜进袭公安藕池。由于侦察有误,途中在袁家铺与敌谭道源部两个团遭遇,一场恶战已经无法避免。结果游击队损失惨重。面对穷追不舍的敌军,彭之玉同段玉林商议,将部队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分散活动,以图发展。他们将一中队分为一、三两个中队,二人各领一支,分别活动于江(陵)、石(首)两县。

       彭之玉率领新成立的一中队回到江陵沙岗时,正值江、监两县的敌人阴谋策划血洗沙岗红色根据地。4月8日,国民党江陵“铲共团”团总龚伯钧率领龙湾、徐李寺、老新口、张金河、土地口五个地区的团防武装共400余人直扑沙岗。游击队和江陵县工农兵大队及根据地部分群众,在彭之玉、陈香波的筹划下已做好迎敌准备。待敌进入伏击圈,彭之玉一声令下,战士们从大路两侧的麦地里一跃而起,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纷纷抱头鼠窜。龚伯钧见大势已去,夺路而逃。陈香波率领一路战士穷追不舍,在萧家场将其击毙。第二天,监利县长田立勋坐着八抬大轿指挥数百团防武装进攻沙岗,又被游击队一举击溃。田立勋慌乱之间弃轿逃走。

       两战告捷,群情振奋,游击队兵员得到了很大补充。这时敌人虽然对沙岗虎视眈眈,但不敢贸然进犯,连军阀张发奎部亦望湖生畏。

       敌人总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农历端午节,江陵、监利的团防武装乘游击队暂离沙岗之际再度进攻沙岗,火烧沙岗民房。游击队闻讯赶到,同敌激战于青阳宫,歼敌80余人,迫使敌逃去。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青阳宫战斗后,特委决定加紧培养军事指挥人员,提高游击队的作战水平。特委一方面在洪湖设立教导队,培训军事骨干;一方面将特委所属游击队调驻洪湖集中训练和整顿。为便于统一指挥,将鄂西各地的游击武装编成两个大队,彭之玉、段玉林领导的江、石游击队分别编为四、五中队,为第二大队,段玉林为大队长,彭之玉任党代表。彭之玉发动党员做思想政治工作,带头贯彻落实鄂西特委的指示,若练杀敌本领。在各中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强调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深得人民群众的欢迎。经过短期整训后,游击队又开始分散活动。

       7月初,第二大队准备攻打沙口子。国民党军谭道源部在沙口子驻有一个连,武器装备比较齐全。战士们看到敌人手里有好枪,个个都眼红。可是这个连的敌人被游击队打怕了,躲在窝里不敢出来。游击队不能硬攻,便设计把敌人引出来打。

       一天,10多名游击队战士出现在沙口子附近的村子里,像是在购买柴草。不一会,好几十个敌人朝游击队压过来了。战士们故意放了几枪,赶紧后撤。敌人在后边紧追不舍,不断喊叫“捉活的!”敌人正得意,彭之玉、段玉林指挥大队战士从芦苇丛中冲杀出来,把敌人分割成好几股。敌人有的弃枪逃命,有的被击毙,只用了10多分钟便结束了战斗,缴获步枪70多支。战士们有了新武器,高兴地唱道:“谭道源,真是乖,专门派人送枪来,嗨!送枪来!”

       沙口子战斗后,上级派李化龙任四中队队长。彭之玉、李化龙率四中队直奔江陵,歼灭徐李寺团防分队,缴获长枪20支,拔除了根据地内的一颗钉子。第二天,敌调集400余兵力大举进犯沙岗,彭之玉和陈香波、李化龙等人组织游击队和江陵县工农兵大队在新观附近阻击。战斗进行顺利,敌军很快被游击队击溃。就在这关键时刻,敌普济驻兵驰援,溃敌乘势复起,游击队军腹背受敌,中队长李化龙中弹阵亡。游击队不敢恋战,迅速撤出战斗。敌军兽性大发,火烧彭之玉家族住房,残杀无辜群众。

       为摆脱敌人“围剿”,彭之玉决定率部离开白鹭湖,过江与第五中队会合。游击队化装成商人、农民和学生,躲过敌人的严密封锁,来到石首对岸的江边。敌人在渡口增设了哨卡,彭之玉和战士们混上了渡船,驶向了南岸的石首,找到了段玉林指挥的第五中队。

       彭之玉与第五中队汇合,一起开往华容境内。因这里群众基础较好,游击队如鱼得水,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辟和扩大了华、石边界的红色区域。

       8月的洪湖,水面宽阔,荷花正香。彭之玉、段玉林率领第二大队北渡长江,在洪湖西岸的三屋墩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游击队会师,正式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新组建的鄂西游击总队下辖3个大队,共1000余人,枪四五百支。彭之玉仍任第二大队党代表。

       三层墩整编后不久,鄂西特委鉴于江陵根据地遭受敌人摧残严重,江陵县委书记陈香波又不幸落入国民党熊河常练队之手,惨遭杀害,急需得力领导,决定派彭之玉回江陵主持工作,担任江陵县委书记。

       彭之玉回江陵后,团结县委一班人,主要做了四项工作。首先是加强党团组织建设,恢复了各地被敌人破坏的党团组织,并开展积极的活动;二是建立健全全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基层苏维埃领导农民进行生产和斗争的作用;三是恢复革命武装,使工农兵大队很快恢复和发展壮大,从数十人发展到500多人,长短枪数百支;四是创办列宁学校,开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他经常深入沙岗、白马寺等地的列宁学校和教员们研究教学,提出在全县开展不定期的学习竞赛活动。这样,很快扭转了江陵的局势,1930年1月正式成立江陵县苏维埃政府,着手进行土地分配的试验。

       1930年4月,中共鄂西特委在石首调弦口召开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鄂西五县(江陵、监利、石首、潜江、沔阳)联县政府。根据特委意见,强调在政府任职的党员干部都应是有威信有经验的同志,23岁的彭之玉当选为联县政府党团书记。

       9月,贺龙率领红二军团要攻打监利县城。彭之玉号召各县紧急动员,调集农军达10万之众。9月21日夜,监利农军首先举行全县暴动,打着灯笼火把向县城进发。22日凌晨,10万农军把监利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拂晓,红军主力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总攻,段德昌率领红十七师最先攻入城内。彭之玉组织的农军,一部分配合红军主力攻城,一部分设路障,守口子,燃放鞭炮,呐喊助威。农军很快攻下监利县城,歼敌2000多名,缴枪1000余支,迫击炮5门。

       9月24日,中共鄂西特委改为中共湘鄂西特委。彭之玉任特委常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委员。

       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彭之玉任政府党团书记兼政府副主席。11月中旬,成立了以周逸群为总队长的湘鄂西赤色警卫总队。为便于指挥,又成立了江左军和江右军指挥部,董朗为江左军指挥,彭之玉为江左军政委。江左军指挥部下辖江陵、监利、潜江、沔阳县赤色警卫队。彭之玉又在各县成立了赤色教导军、赤色守备队和少年先锋队等军事组织。这些组织在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0年4月至1931年春,彭之玉按特委分工负责土地分配工作。早在1929年底,鄂西党的“二大”就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并首先在苏区部分农村试行分配土地,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同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彭之玉抽调得力干部深入各地农村开展工作。他借鉴全国其他苏区的好经验,联系各地实际进行探索和研究,使湘鄂西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日臻完善。在此基础上,彭之玉参与主持起草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和《土地革命法令》两部土地法规,制定出了适合湘鄂西地区实际的土地分配政策。彭之玉领导的土地改革,为苏区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的巩固和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1931年6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产生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彭之玉当选为省委常委。同时,湘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彭之玉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红三军九师成立前敌委员会,万涛任书记,彭之玉、段德昌等为委员。稍后,省委宣传部长庄东晓因病离职,彭之玉兼任其职,同时负责省政府土地农民部工作。10月中旬,红三军前敌委员会改组,彭之玉担任前委书记,同时又是省军委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

       彭之玉肩负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多种要职之时,正是苏区危急存亡之秋。他为了苏区的发展,为了红军的壮大,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1931年6月,国民党军趁红三军主力远在鄂北均县、房县地区之际,以24个团的兵力向洪湖根据地和红九师发动第三次“围剿”。7月,长江中上游连降暴雨,江水猛涨,国民党军在上车湾掘堤放水,造成监利、沔阳、汉川、江陵苏区95%被水淹没。彭之玉一面指挥各县赤色警卫大队运用“重点打击”、“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术,积极配合红九师打击敌人,粉碎“围剿”;一面组织干部战士抗洪救灾,在堤上搭起窝棚,让老人、妇女和儿童安下身来。洪水渐退,又组织人民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苏区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彭之玉深感痛心和愤慨,他不仅在几次军事会议上站在正确立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而且当面同夏曦进行过斗争。1931年底,夏曦表面上放弃自己原来要红军向京汉路方向发展,造成包围武汉,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主张,改而采纳段德昌的正确建议——红军主力转向鄂豫边区活动,以避强敌锋芒。但实际上这种转变仍是从“左”倾冒险主义需要出发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彭之玉识破了夏曦的动机,亲自到军部质问夏曦,要求“制止逃跑主义行动”。虽然问题的实质并非如他所说的“逃跑主义”,但他这种敢于抵制夏曦错误主张的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1932年1月,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湘鄂西省委,彭之玉当选为省委委员。不久,省委派他兼任红三军第七师政委,和师长王一鸣并肩战斗。这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愈演愈烈,使湘鄂西的党和红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尽管彭之玉一再向夏曦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仍不能不违心地听从其错误的指挥,带领部队和敌人拼消耗。

       3月中旬,国民党8个多旅进攻襄北苏区。红七师以一个团留驻张截港,保证襄河两岸交通畅通;彭之玉带领两个团向京山开进,在瓦庙集与敌遭遇。敌人先后投入兵力达2万余人,并有飞机轰炸扫射。彭之玉白天指挥作战,夜晚组织干部战士加修工事,往后方运送伤员。战斗从3月31日到4月6日,持续7天7夜,后因敌援兵赶到,红军被迫撤出战斗。

       由于这一时期红七师在襄北活动,彭之玉还担负着襄北新区的领导工作,兼任襄北特委常委,主持荆南县委工作。为了给红军的战略行动创造条件,彭之玉不顾军务繁忙,亲自主持荆南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工作,使荆南县的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7月初,中共襄北特委召开会议,彭之玉就发动军民投入新的战斗和巩固襄北新区的工作发表了讲话。会议还没开完,彭之玉接到通知,火速回省委参加“紧急会议”。在省委会上,他被“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诬为“改组派省委书记”,关进监房。同监的一位难友深知彭之玉蒙受不白之冤,要帮助他逃走。彭之玉说:“同志莫着急,相信党会把我们的问题搞清楚。”9月初的一个深夜,彭之玉在洪湖瞿家湾被杀害,年仅25岁。

       彭之玉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1957年,国务院在洪湖建起一座纪念碑,纪念湘鄂西苏区的死难烈士,彭之玉的英名被镌刻在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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