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县治普济观—鹤庆乡

 普济观，是江陵县旧第五区的一个乡，距郝穴三十华里，离县治荆州城一百二十华里。民初驻江陵第二十二区保卫团，设有江陵普济观警察所、江陵钱粮郝汛分局。民国二十一年划分为秦家场、普济观两个乡联保办公处。三十五年合并为鹤庆乡，设乡公所于普济观。

       普济观是江陵东南与监利县交界的一个旱码头。市区主要只有一条南北向的长街，约一华里，居民五六千人。街间有一明代正德年间建的普济观，内奉墨山大帝，善男信女甚多，后遂以此观名地。寺观对面广场和戏台，为大家集会之所，每逢元宵节或墨山大帝生日，附近乡民汇集于此，热闹非凡。观中有碑曰墨玉，光可鉴人。有池七个环若列星，故名七星池。左有文昌阁，为附近读书士人刻期会文之所。

       普济观四周均为平原，陆路四通八达。清平时期，商业繁荣，若遇动乱，则四面受袭，无险可守。二十一年第四十八师剿共时，驻防军队曾发动民夫建筑一道土城，将这条长街包围城内。外挖一丈多宽的城壕，深丈余，蓄水护城，并开东西南北四门。从此，普济观便成了郝穴下的军事据点。

       抗战时期，荆沙于三十九年沦陷后，江防部队开放郝穴为长江唯一的渡口，普济观也突然身价百倍，变为由沦陷区通往大后方政府区的必经之道。外地抢购土产的商贾，均集中普济观收购棉纱和土布，商业盛极一时。郝穴被敌机狂炸后，江陵县政府由朱志一县长率领，于三十年秋季，迁于普济观东门外一华里的陈家巷，设军事法庭与看守所于普济观庙内。传说陈家巷有陈家兄弟七人于明代先后中乡诚（举人），故房屋宽大整齐，古木成阴，可以隐蔽敌机视线。直到三十二年春，敌寇以二个师团扫荡江北，罗世杰县长才将县政府随驻普济的荣誉第一师一个营，仓皇渡江南岸。朱志一县长是明义（师代字）部队的上校参谋主任，湖南人，保定军校出身。是民国以来历任江陵县县知事和县长中，最干练有为的县长，深受本县民众爱戴。当时湖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江北总指挥者，是二十集团军高级将领的凌兆垚。敌人遂以二人名字戏谑称为“专员造谣（兆尧），县长自缢（志一）”。

       三十年秋，沙市之敌大举南下，侵犯郝穴及普济观，县政府紧急疏散，笔者即随时任县政府科长的家父宗儒公逃离。至拖茅埠，见第六战区挺进军第一队司令何大熙，亦将其部队撤至此地，并向朱志一县长借弹药。何氏为江陵省立八中学生，和家父同学，相见甚欢。此次日军占据普济观，仅数小时，曾在观前广场召集民众大会，宣传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政策后，旋即撤退。县府亦随之收复。县府在普济观设治第二年，朱县长倦勤辞职，省府改派刘瀛洲接任。至三十二年春，刘县长辞职，省府后派罗世杰接任。正值新旧交接之时，日军大举扫荡江北，普济观再度陷落，直到三十四年秋抗战胜利复员。普济观第二次沦陷时，驻守的荣誉师一个营，曾与日军战斗一昼夜，在普济观土城七出七进，终因弹尽援绝，才突出重围向江边抢渡。该营突围后，留有一个班在观内据守掩护，牺牲至最后一人，仍拒不投降。日军亦深表敬佩。

       抗战时期，自二十九年五月起，至三十四年八月胜利复员止，这五年中，普济观为国军、游击队、新四军、日军、伪军、土匪、黄学会等交相进出之地，居民生活极不安宁。尤以二十九年六七月间，黄学会围攻驻普济观土城内的金亦吾游击队一役，震憾了远在重庆的中央政府，曾派专人前来调查。

       普济观四周村庄人民，聚族而居，均在街上修建祠堂奉祀其祖先，计有陈、雷、刘、李、侯、周、严、谭等各氏宗祠。宗祠当街为店面，店面后始为宗祠，故外来人士不易发现宗祠之多、之美也。

       普济观街及郊区乡村，大都是明代建造的房屋，因限于当时规定高度，全部低矮。但多系木造砖墙瓦盖，极为整洁坚固，因而其后代子孙得以安居三百年迄今，仍屹立不圮。街上望族首富当推崔復盛，新建有石库西式门面的楼房。战时县长及游击队司令常借住于崔府。

       普济观，民风淳朴，物产多可自给，农业以米、棉为大宗。居民安土重迁，除服兵役和少数经商者外，很少外出远行。明清两代读书文风极盛，科举时期普济观考取秀才进学的，从不缺科，中乡试举人的也不乏人。迄至民国三十多年，仍私塾林立，诵读不缀。因习性保守，很少有人出远门进学堂就读新科学的。在清末民初本乡张家垱的张知本先生考取秀才后，到武昌省城去读两湖书院。其后谭敬之先生也去武昌读过中学。家父去荆州城读省立荆南中学（省立八中前身），后到武昌读中国国民党党务训练所。再只笔者读武汉大学，来台借读国立台湾大学毕业。仅此数人而已。三十五年鹤庆乡公所曾在普济观内办有一所中心国民学校，除街上适龄学童入学外，乡村学童仍少有来就读者。

       笔者于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六年暑假返乡一次。普济观在政府治理下，又恢复了以往安宁生活。乡内茶馆酒肆宾客常满，酒店佐酒之乌龟肉蒜香扑鼻，迄今犹回味无穷。